目前日本政府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态势明显。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及日本现政府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方面的短视、误判和战略贫困是日本方面重新以对抗性思维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日本现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不仅高估了己方实力，也误判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信心和决心。对于日本首相菅义伟而言，实则是以错误方式启动了一场政治豪赌。

当前日本国债、央行政策、股市三大风险几乎一触即发。而且，日本央行大规模发行货币，大规模、常态化购买国债，早已威胁到日元汇率。但实际上日元却在汇率市场保持长期稳定，甚至有时还在升值。这里除日本国内的积极因素外，也离不开当时美国的支持，可如今，拜登政府上台，美国态度似有转变，未来全球汇率市场将出现美元持续贬值、日元持续升值的趋势。这将使未来日本经济或再次进入强日元、弱复苏的格局，甚至陷入停滞。

“四国机制”不过是虚张声势。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会谈前，四国首脑举行会议，目的是向中国施加压力，但也是美国对其盟友和“朋友”的安慰。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中美两大国之间的直接对话。因此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日本外交在小心探索着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平衡之道。同时日本外交也走到了十字路口，是以邻为壑，还是务实合作，日本需要思考。

按美国“建制派”的观点，由于美国面临中国和朝鲜的挑战，需要日本作为对等的伙伴。今后日美同盟维持对等状态的条件是日本继续坚持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构建日美印澳四国军事合作以及维护自由贸易、控制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对等首先要独立，而日本追求对等和独立之梦应以在印太地区合作、共赢，而不是拉帮结派来实现。

无论从权力政治还是意识形态角度，日本都将依托并利用美日印澳这一“民主安全菱形”视为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的一种“直接而可靠”的方式。但由于亚太及印太地区大的趋势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在此情况下，日本战略的未来，包括其意欲实现的所谓“领导角色”，取决于其战略手段能否达成真正的平衡性与协调性，理性地处理对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推动更广范的亚太合作。

浏览日本国防预算中的分项预算不难发现，其中涉及到的装备采购、负担美军驻扎费用等条目其资金的最终流向都是美国。或许美国才是日本扩大国防预算的最大受益者。在某种意义上，日本越是扩大国防预算，日本就越会受制于美国。所以比起军国主义复活，日美在军事上的高度绑定给亚太地区造成的潜在风险反而更大。

内在纠结、外在考量以及民意三大因素决定了菅义伟政府在推进导弹防御系统构建上小心谨慎，不过这仍不排除日本在相关推进环节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日本加快推进改良导弹和开发新型超音速导弹，说明日本导弹防御态势已由目前被动防守向具有一定主动性的攻守兼备转变，这种变化无疑构成了东亚地缘紧张的负面张力。

中日关系尽管遇到种种新问题新挑战，但总体看并未脱离2017年以来改善向好的正确轨道。2021年，经济社会相关领域合作的深化将是稳定中日关系的关键题材，中日深化合作有潜力，但关键看互动结果、看实操效果。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领域继续面临考验，能否建立起互信是关键。在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执政的前景下，菅义伟的对内控盘能力和对外抗压能力，同时面临严峻考验。

对日本而言，即使拜登上台也并不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更多惊喜，可能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将继续受到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时遗留的外交负资产的困扰。有鉴于此，日本政府虽寄希望于在拜登任内能够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推动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务实合作水平，但目前来看，即便拜登上台，日本政府恐怕也难松一口气。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钓鱼岛问题，但某些日本政客试图利用美国使中国让步，只是痴心妄想。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人文交流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东方性远远多于西方性，两国应该拥有更大的战略格局，通过人文交流重构文化共同体，抓住机遇、克服障碍，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