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进入平成时代的日本，在经济低迷、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原来被富裕生活掩盖的青少年问题逐渐凸显出来。除了“不登校”、校园欺凌等日本教育顽疾外，青年群体中出现了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状态，且往往被冠以各种“族”的标签，如“御宅族”“飞特族”“啃老族”“蛰居族”“单身寄生族”等，且因其人数的不断增多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啃老族”“蛰居族”已成为日本青年颓废、懒惰、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甚至成为日本衰退论的重要佐证之一。

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在日本青年的各种“族”现象中，无论是人数，还是程度，“飞特族”“啃老族”“蛰居族”均称得上是青年低欲望生活状态的典型代表。

“飞特族”（Freeter）作为无所属的自由劳动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没有稳定工作，靠打短工生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飞特族”已有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后人数不断上升。据日本《厚生劳动白皮书》统计，1982年“飞特族”人数为50万，到1992年倍增至101万，1997年激增至151万。进入21世纪以来，即便将在籍学生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飞特族”人数仍居高不下，2003年达到峰值，为217万。此后虽有波动，但截至2018年，其规模一直保持在152万人以上。2021年，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飞特族”有138万人，2020年为136万人。人数虽有减少，但依然不容忽视。特别是与上世纪80年代的“飞特族”相比，如今的“飞特族”已失去了“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美誉，成为年轻人无奈的选择。一些“飞特族”在就业和失业中循环，变得疲惫不堪，逐渐成为即使有工作也依靠父母生活的“单身寄生族”，甚至沦为“啃老族”。

与“飞特族”不同，“啃老族”（NEET，No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问题更为严重。“啃老族”是指义务教育结束后，不升学、不工作，也不接受职业训练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多与父母同居，成为父母供养的寄生族。“啃老族”人数增多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据统计，1997～2003年，15～24岁年轻人中，不上学也不工作的人数从59万增至89万，其中不想工作的人从8万增加到40万，增加了五倍。2021年版《厚生劳动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9年“啃老族”为56万人，2020年则增至69万人，规模日益壮大。

“蛰居族”（Hikikomori）的状况更为堪忧，他们不仅逃避学业和工作，而且对最基本的人际交往也避而远之，甚至完全封闭自我，闭居在自己房间内，过着昼夜颠倒的颓废生活。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的“蛰居族”已高达数十万人，实际数字可能还会更高。值得关注的是，内阁府2018年的最新调查显示：40～64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61.3万人。这表明蛰居问题已成为从学龄期开始持续到中老年的社会问题，其严重性已不容忽视。与“啃老族”一样，“蛰居族”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绝大多数与父母同居，完全依靠父母供养。

从“飞特族”“啃老族”到“蛰居族”，青年人在低欲望生活状态中越陷越深，不仅严重消磨青年的斗志，影响其自身发展，而且成为制约日本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

青年“族”现象的社会成因

青年“族”现象与日本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和价值观的变迁密切相关。二战后，急剧的社会转型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及对传统价值观的抗拒。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已进入富裕社会，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青年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条件。在物质欲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重视自我成为青年人新的价值追求。传统的牺牲自己忠于社会或集团的人生观不断弱化，重视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价值意识逐渐增强。青年的价值观已从“灭私奉公”的国家主义观逐渐向个人主义方向发展。伴随着青少年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无气力症”“延缓成为社会人”等与传统价值观发生背离的偏差行为既是对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的抗拒，也意味着青年们低欲望现象的萌芽。他们生活态度消极，缺乏进取心，拒绝承担社会责任。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进入消费时代，所谓“新人类”诞生，标志着青年的劳动观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自我中心主义得到进一步强化。与父辈的勤勉、敬业、努力、自我牺牲的价值观相比，“新人类”不再视认真、勤奋为真理，代之以享受现在和忠实于自我的生活。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裕生活，消费、娱乐成为生活的重心，却抛弃了奋斗精神，没有了朝气，丧失了目标。

平成时代（1989～2019年）则成为日本社会发生重要转折的一个分水岭，日本进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要转型期，也是青年低欲望生活和“族”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转折点。经济低迷、就业环境恶化、非正式雇佣比率持续增长，曾经的“一亿总中流”的中产阶级社会出现了解体的倾向，社会差距不断扩大。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跻身正式员工行列，而越来越多的青年沦为非正式员工，青年群体的阶层分化随之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滑落到“下流阶层”。沦为“下流阶层”的青年人在无论如何努力也看不到希望的现实面前，自信心严重受挫，无心向学，逐渐丧失目标和向上发展的欲望，失去了奋斗的精神，有的不得已成为“飞特族”和“单身寄生族”，有的则在不断受挫中选择啃老，加入“啃老族”大军中，甚至成为脱离社会的“蛰居族”。

“族”现象的不良影响及镜鉴

日本社会转型造就了一批低欲望的青年，而大量“族”青年的低欲望生活又加剧了事关日本生死存亡的人口危机。对于低欲望的日本青年来说，恋爱、结婚、生子等都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对于身处“下流阶层”的青年来说，没有稳定收入、自立困难的他们很容易陷入“离不开父母，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的窘境。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

在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加剧的情况下，不断增多的“啃老族”“蛰居族”使得日本的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日本劳动力短缺问题愈发严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啃老族”和“蛰居族”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为其提供生活来源时，日本社会保障的负担也会随之加重。蛰居问题研究专家、精神病学家斋藤环教授警告：20年后，蛰居人口或将超过1000万人；2030年日本将进入“蛰居长寿社会”，65岁以上的数万名蛰居者将成为养老金领取者。

青年“族”现象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显而易见，同时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镜鉴作用。中国正处于生活富足后社会压力不断增大的转型期，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中国的“佛系青年”与日本的低欲望年轻人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秉持“怎么都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生活，凡事不苛求，一切随缘。值得警惕的是，“佛系思想”使得本应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得缺乏斗志和拼搏精神，长此以往很可能被社会淘汰，甚至沦为“啃老族”。

近年来，城市“蹲族”“躺平族”群体的不断扩大更加引人关注。前者拥有大学文凭，却甘愿做“蹲族”；后者则表现出无欲无求的生活状态。“蹲族”与日本的“蛰居族”有相似之处，自我逃避、自我否定、生活颓废、没有目标，找不到生存的价值。“躺平族”则觉得生活无意义，无价值，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存在强烈的失落感，消费欲望也随之降低，仅满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这种不奋斗、不消费、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被推崇为“自由”的生活状态，甚至被冠以“躺平学”而风行一时。然而，“躺平族”也好，“蹲族”也罢，都是消极应对挫折，不是青年应有的生活状态。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现象在不断增多并用在年轻人中产生共鸣。“蹲族”“躺平族”是激烈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被分流到“下流阶层”的群体。他们面对内卷化加剧而无能为力，进而选择放弃理想和奋斗，甘愿过“极简主义”的低欲望生活。他们看似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但内心是焦虑的、迷茫的、无助的、不安的……

因此，应吸取日本青年“族”现象不断恶化的教训，在“躺平族”等现象萌芽之初就给予重视，不能任其发展。积极为年轻人减压，提升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距。同时，还需要转变观念，不用一种价值观来框定年轻人，努力为其创造多元化发展路径。

（作者为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