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政治精英的亲美情结，可能受到反华情绪的反向强化。而这种反华情绪，源自现实世界中与中国交往的挫折和焦虑，它们让多数菲律宾政治精英“迷恋”美国人的怀抱。同时，在军事方面，由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制度性的军事人员往来，在菲军内部培养了大量显性或隐性的美国实力的仰慕者、美国理念的追随者乃至美国利益的维护者。以至于亲美成为一种常态。

2020年2月至今，泰国多次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泰国青年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自由化思想影响下不断升级和变种；本质上则是新冠疫情导致泰国经济衰退严重，激化了巴育政府与生俱来的深层次矛盾。尽管街头示威游行想要彻底推翻巴育政府绝非易事，但能否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甩掉在东盟国家中GDP增长倒数第一的帽子是巴育的真正考验。

鉴于1962年和1988年缅军接权后，分别废除了1947年和1974年宪法，且动用了武力，因而缅军的这两次行动普遍被认为是“政变”。2021年2月缅军声称依据2008年宪法第417、418条的相关规定接管国家权力，尽管在运用法律条款和程序上还有争议，但缅军未废宪法，而且承诺在实行一年紧急状态后举行新大选，所以缅军的这次行动还不能定性。

鉴于美越都有各自的算计，因此未来他们只会在“伙伴”框架下开展合作，很难真正走向“结盟”。这决定了其军事合作的有限性，也决定了其对地区局势的影响相对有限。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在南海其他声索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大背景下，越南虽希望借助与美合作，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更多支持，但也不希望被美推向与华对抗的最前沿。

鉴于近几年来民盟一直企图削弱缅军方的势力，导致双方矛盾不断积累。而且民盟在去年大选获胜，国会席位已达修改宪法的门槛，引起军方忧虑。再加上缅军总司令将在今年7月达到退休年龄，而没有同民盟达成退休后的利益保障安排，所以发动事变是如箭在弦。目前缅甸政治体制陷入了结构性困境。对此，东盟国家积极调停，今后缅甸各方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分歧。

缅甸局势日趋严峻复杂，东盟劝和促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亟需增加外部能量。“10+3”机制作为地区合作主渠道，应积极发扬一贯以来的合作精神，助力东盟劝和促谈，推动缅甸问题软着陆，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

积蓄已久的矛盾，加上缺乏良好沟通，令民盟与军方渐行渐远。再加上民盟因为大选中的成绩而飘飘然，没有对军方的诉求有任何正面回应，而此时西方国家的干涉言辞又激怒了军方，导致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未来缅甸军方真正的上策是抓紧时间和民盟展开谈判，寻求共识，达成妥协，尽快让缅甸政治恢复正轨。如果缅甸军方真的决定与民盟决裂，以一己之力治理缅甸，他们将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

缅甸军人此前长期主导政府的局面不再，丧失大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心理上的失落感乃至受挫感也很强。此次其呼吁选举委员会调查选举舞弊又基本无果，恼羞成怒，遂出手接管国家权力。不过鉴于军方未来一年面临四重挑战，军方还承诺一年后要大选，其执政形势恐将及其复杂。缅甸未来会更乱还是会更稳，不仅要看军方的执政能力，也要看缅甸朝野各方未来如何互动。

面对一个雄心勃勃、强势有为的越南，中国在坚持“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的同时，应在认识和思路上有所调整。一是重视越南；二是明确“越南不会在大国中选边”；三是两分，在两国可合作处应加强合作，在该坚持的地方必须坚持；四是现实，我们要摒弃理想主义和一厢情愿，先做好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工作，对越南可耐心等待。

越南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但其经济发展也面临一定挑战。短期看，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难以消退。长期看，越南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金与市场。今后越南能否把握机遇，化解外向型等经济弊端，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