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与东盟国家合作令人瞩目。中国不仅参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当地积极投资建厂，还扩大与东盟国家疫苗及脱碳减排合作。这些深受东盟国家人民的赞扬和好评。同时，美国急于拉近与东盟关系并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合作。但这些动作与中国相比，均显落后，不得人心。看来，美国的打压不会损害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

杜特尔特给菲律宾留下宝贵的政治遗产，即在大国竞争中，菲律宾推行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可行的。遗憾的是，杜特尔特“短暂”的六年执政，还没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菲律宾的根基。未来菲律宾或适当加固对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再次采取对华强硬甚至敌对政策。

未来国际格局将进一步由垂直化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其结果可能会形成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以制度性权力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东盟是“上帝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其最大价值在于其对地区和平、经济发展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合作理念和目标追求与中国高度契合，使之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大制度性牵制力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东盟制度性权力的价值更为凸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对中美博弈产生关键影响。

构建以规则为基础、和平稳定为宗旨、对话协商为争端解决方式的南海地区秩序，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第一，在推进和落实“双轨思路”上应有新举措和新突破。第二，不要把中国“不接受裁决”的官方立场视为儿戏。第三，在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上要有紧迫感。

第三轮新冠疫情正在泰国持续扩散，巴育政府一再面临严峻挑战。但巴育政府在着手恢复经济与疫情防控之间思路不清、举措不力，又在行动上优柔寡断。目前对巴育政府来说，必须制定出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并行的政策，并采取坚决措施防止疫情扩散，此外，还需对那些行为不当、备受外界指责的军警和政府人员采取严厉处罚措施。

军人干政是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普遍现象，缅甸、印尼、泰国都曾出现过军人长期执政，不过印尼、泰国的社会经济在军人执政期间快速增长，而缅甸陷入停滞。由于印尼军人进入21世纪后退出政治，缅军或学习泰国的经验。泰军方通过对政治制度改革成功避免了民间势力的东山再起，并使前军队领袖成为领导人，这对缅甸执政当局或有一定启发。

“牛轭礁事件”背后是菲国内政治和外部势力的双重驱动。菲强硬派人士及美方之所以借题发挥无非是想对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进行“逆向矫正”，促菲与美在南海并肩作战。未来倘若菲方趁机以仲裁裁决和国际法之名非法占领牛轭礁，中菲关系及南海形势有重返“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轨道”的危险。

尽管印尼不会轻易倒向日本、与中国对抗。不过，随着美日印澳等大国推进“印太战略”以及中国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南海问题可能因大国在本地区的权力博弈而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中国与印尼等国在南海上如何相处，仍存在较大变数。

4月24日，东盟各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领导人特别会议。会后，东盟发表轮值主席国声明，其中，东盟领导人就缅甸局势达成五点共识，缅甸危机出现了破局的可能。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东盟提议的对话和解未必能受到缅甸军方和民盟认可，而且东盟“共识原则”限制了其立场和行动，这使东盟深度介入充满不确定性。

对缅甸政局发展，参考历史，作者判断：一、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及其任命的“影子政府”总体上影响有限。二、尽管联邦军目前在造势，但从历史上看1950年以后从未真正有过一致行动。三、缅甸军队内部不会出现严重分化。四、美国暂不会对缅动武。五、鉴于缅军与民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国际社会推动二者握手言和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