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迪和印人党来说，在猖獗的宗教社群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印人党的核心干部力量和支持者中的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党派的运势和影响力。因此，如果印人党决策者一旦决定在宗教社群冲突中彻底保持中立，就极有可能触怒很多基层党员干部，并疏远印人党赖以生存的普通印度教选民基本盘。这种无异于政治自杀的举动，是印人党决策者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尝试的。但政府和官员们若不能秉公提倡宗教容忍，保护某些群体不受侵害，那么绝望的民众很有就可能寄希望于恶魔。在这个角度上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印度政府和政治家们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使得伊斯兰国的威胁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近年来反对党的捣乱文化大行其道，议会无法维持应有秩序已成为印度政坛的新常态。由此，涉及重大决策的立法过程极为艰难，通常在议会僵持数月甚至数年，其间鲜有突破。这种状况导致两个结果。首先，这使得现政府不得不寻求无需议会批准的行政决定。其次，这样导致治理空缺，以致越来越多地需要由法院系统来填补空缺。而立法机构应有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议会与其他宪法支柱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许多人开始质疑议会是否还有其功用。尽管人们努力改善这种情况，但重建议会地位所面临的障碍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极其复杂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

面对日印间的接近，中国大可保持淡定，不必过于担忧。首先，日印安全合作不会动摇地区安全大局，日印接近是美国“亚太再平衡”与中国崛起背景下地区国家联手应对的一种结果，它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并非截然对立。与美国一样，日印两国也形成了对华“制约加合作”的关系模式，其为制约中国而进行的合作必然是有限度的。其次，日印合作有其内在驱动力，对中国也并非截然是坏事。在当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应当摒弃“你得即是我失”的零和思维，以开放心态看待国际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此外，考虑到制约因素，不必对日印合作的程度做过高估计。未来，日印战略合作仍将服从于两国在中美之间“求平衡”的长远需要。

印度劳工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脱节的问题：法律、政策的顶层设计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基层现实而滋生出利益集团寄生的空间；而利益集团又利用虚高的顶层设计来固化既得利益，阻止外部力量来修正这种扭曲状态。从历史的宏观视野看，印度陈腐的劳工体制无疑是盘剥大部分人以奉迎小部分人的扭曲体制；但从社会的微观视角看，“劳工利益”、“社会公平”、“防止剥削”又显得无懈可击、难以辩驳。面对劳工制度的症结，也许莫迪的难处恰恰在于，他企图纠正的是一个“正确”的错误。

莫迪错过了他的政治“蜜月”期，往下的几年他会遇到更多的困难。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去挑战一个难以推动的庞大政治体制，无异于说印度要代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一样不靠谱。有人说既然印度在政策滞后的情况下尚能保持目前的增速，那么，随着慢慢的政策调整逐步到位，经济仍有可能快速发展。问题是，占世界贫困人口1/3的约4亿人口，能否默默地等下去。

奥马尔系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塔利班运动“圣战”的标杆人物，被尊为“信仰者的领袖”，是塔利班运动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换代，对阿富汗和平进程和地区反恐事业是福是祸，尚难预料。目前塔利班运动正处在困难的关键过渡时期，新领导人曼苏尔能否成功搞定接班问题去面对挑战，取决于他的勇气和领导能力，并将对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南亚地区的安全和反恐起重要影响。

奥马尔去世后，鉴于面临的内外一系列压力，为树立权威、巩固领导地位，曼苏尔急于通过发动高频率、高曝光度的袭击事件彰显其“领导能力”。此外，“哈卡尼网络”领导人西拉杰丁·哈卡尼被任命为曼苏尔的副手，“哈卡尼网络”历来以反美反西方著称，其大头目上位必将强化塔利班的攻击力度。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阿富汗安全形势很有可能再度恶化。奥马尔死讯也给阿富汗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各方原定于7月31日举行第二轮谈判因为奥马尔之死泡汤。各方立场趋于强硬，下一轮谈判遥遥无期。在和平进程遇阻、暴力冲突强化的背景下，美国为了稳定阿富汗局势、保住过去十年的重建成果，有可能调整从阿富汗的退出步骤。但这也同时将为塔利班继续“反抗外族侵略”提供借口。

感谢各位关注！实话实说，李希光、孙力舟先生长文《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价值与安全形势》(以下简称“长文”)实在是偏离事实太远，过于误导，因此，不得已而发声，不吐不快。其实，我并不想看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因此，点到即可，无意宏论。但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大反响，不少朋友强烈希望我详细说明，否则就是“缺乏学术平等”。那我尊重此群朋友意见，再稍做一些解释，基本仍属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