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阿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制约，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的抵制，巴基斯坦的“两面性”政策和美国与阿政府矛盾的影响以及极端暴力组织的破坏等，不同程度地对阿政治和解进程的发展构成牵制。不过，相关各国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阿内部各方也具有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在阿富汗内外力量的互动中，外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内部力量的分裂或整合、角力或妥协却是决定阿政治和解前景的更为根本的要素。

印度自独立以来，其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从而获取利益。在冷战中如此，在冷战结束后同样如此。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大工业大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双方都是体量远超印度的“大块头”，在南海问题上，印度可以通过支持中国的立场缓和因与美国进行海军技术合作而紧张的关系，进而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实现印度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如果印度表现得像美国的一个“排头兵”，则它同中国的关系必将受损。同样，如果美国想以拉拢印度对抗中国的方式来削弱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影响的话，那么美国无疑犯了大错。因为印度实在太大，根本不适合扮演美国的副手。现在，印度已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获得宝贵的地缘政治战略空间，并且正在试图对其加以利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就算印度真想成为中美之间的“摇摆国家”，这种“摇摆”也须限制在合作与健康竞争领域，而非对抗和冲突方面，因为那样既不符合印度自身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在一百年前，印度独立运动的先驱们已经意识到，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弊大于利，因此逐步淡化了“神母印度万岁”的口号，选择了以世俗化为底色的政治制度。在一百多年后，声称代表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的印度人民党居然开起了历史倒车，开始从宗教中寻找社会动员力、乃至执政合法性，也算一大奇观。

阿富汗当前美军撤离后的形势，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历史上苏联推行的“以阿制阿”的战略，即扶持阿富汗当地的“政府军”士兵，来帮助苏联部队清剿阿富汗境内的反抗武装。然而苏联“以阿治阿”政策最终失败，其扶持的政府也最终被推翻。尽管美国有意对阿富汗战略进行较大的调整，包括美国和中国一道也开始试图调和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战端，以促成“和解”。但是从当前的安全局势看，阿富汗政府在战场上难以有效的遏制塔利班的扩张，未来阿富汗和谈之路必将障碍重重。

巴基斯坦所面临的反恐压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巴基斯坦国内复杂而脆弱的宗教和民族关系。从历史上看，巴基斯坦建国以来，一直希望能够通过伊斯兰教来凝聚全国的意识形态。但随着巴基斯坦的独立以及国父真纳的辞世，巴国内缺少能够统领全国的政治人物，各个政治力量相对分散，宗教、民族以及教派就成为了划分彼此阵营的重要依据。目前巴国内大约97%以上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占据国民人口的约1.6%。由于伊斯兰教徒比例太大，任何政治团体都力图避免对于少数宗教团体的太过偏袒以至于失去选票；而警察和地方政府人员往往一方面无力保护少数民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警察往往并不关心少数群体的安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突显对少数宗教的歧视与压迫。

平权配额制度出于好意，但它难以缓解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这说明，在印度现有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仅从制度入手解决种姓问题是死胡同。比从表面上改造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根源上清除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发展印度落后的生产力，夯实印度的经济基础。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种姓作为“封建残余”也会失去渐渐滋生的土壤。然而，印度的悖论在于，目前各个族群围绕平权配额的缠斗带来了频发的社会动乱，这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客观上延迟了种姓制度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