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年前，印度独立运动的先驱们已经意识到，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弊大于利，因此逐步淡化了“神母印度万岁”的口号，选择了以世俗化为底色的政治制度。在一百多年后，声称代表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的印度人民党居然开起了历史倒车，开始从宗教中寻找社会动员力、乃至执政合法性，也算一大奇观。

阿富汗当前美军撤离后的形势，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历史上苏联推行的“以阿制阿”的战略，即扶持阿富汗当地的“政府军”士兵，来帮助苏联部队清剿阿富汗境内的反抗武装。然而苏联“以阿治阿”政策最终失败，其扶持的政府也最终被推翻。尽管美国有意对阿富汗战略进行较大的调整，包括美国和中国一道也开始试图调和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战端，以促成“和解”。但是从当前的安全局势看，阿富汗政府在战场上难以有效的遏制塔利班的扩张，未来阿富汗和谈之路必将障碍重重。

巴基斯坦所面临的反恐压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巴基斯坦国内复杂而脆弱的宗教和民族关系。从历史上看，巴基斯坦建国以来，一直希望能够通过伊斯兰教来凝聚全国的意识形态。但随着巴基斯坦的独立以及国父真纳的辞世，巴国内缺少能够统领全国的政治人物，各个政治力量相对分散，宗教、民族以及教派就成为了划分彼此阵营的重要依据。目前巴国内大约97%以上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占据国民人口的约1.6%。由于伊斯兰教徒比例太大，任何政治团体都力图避免对于少数宗教团体的太过偏袒以至于失去选票；而警察和地方政府人员往往一方面无力保护少数民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警察往往并不关心少数群体的安全。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突显对少数宗教的歧视与压迫。

平权配额制度出于好意，但它难以缓解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反而制造出新的分裂和矛盾。这说明，在印度现有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仅从制度入手解决种姓问题是死胡同。比从表面上改造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从根源上清除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发展印度落后的生产力，夯实印度的经济基础。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种姓作为“封建残余”也会失去渐渐滋生的土壤。然而，印度的悖论在于，目前各个族群围绕平权配额的缠斗带来了频发的社会动乱，这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客观上延迟了种姓制度的消亡。

与和平进程并行或曰同样重要的难题是，阿富汗经济的康复与良性发展。如果落后的经济依然凋敝不兴倚重毒品，塔利班不仅将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装备，也必然因为可以提供就业与收入而吸引更多兵员。因此，促使塔利班放下武器、弃绝暴力并选择和平谈判，除提供包容性和解方案外，必须保持军事优势和经济活力，进而让塔利班和阿富汗国民都认识到，塔利班式统治已成镜花水月，不能再来。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依靠直接参与当前机制的四国，更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和帮衬。

相比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相关地区的国家具有地缘政治优势，并且对当地需求和形势也更为熟悉。因此，地区合作将在后北约时代的阿富汗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北约联军部队撤离阿富汗，该地区其他国家正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多级合作机制，在协助阿富汗重建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大国以及阿富汗的邻国，中国有能力，也有充足的资源为阿富汗问题的改善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莫迪此次突访在巴基斯坦引发积极反响，在印度也得到了支持。尽管莫迪此访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具有象征意义，但从长远看，要真正从根本上改善印巴关系，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克什米尔问题等诸多因素随时有可能使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僵局，两国关系未来如何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于莫迪和印人党来说，在猖獗的宗教社群冲突中保持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印人党的核心干部力量和支持者中的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党派的运势和影响力。因此，如果印人党决策者一旦决定在宗教社群冲突中彻底保持中立，就极有可能触怒很多基层党员干部，并疏远印人党赖以生存的普通印度教选民基本盘。这种无异于政治自杀的举动，是印人党决策者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尝试的。但政府和官员们若不能秉公提倡宗教容忍，保护某些群体不受侵害，那么绝望的民众很有就可能寄希望于恶魔。在这个角度上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印度政府和政治家们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使得伊斯兰国的威胁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近年来反对党的捣乱文化大行其道，议会无法维持应有秩序已成为印度政坛的新常态。由此，涉及重大决策的立法过程极为艰难，通常在议会僵持数月甚至数年，其间鲜有突破。这种状况导致两个结果。首先，这使得现政府不得不寻求无需议会批准的行政决定。其次，这样导致治理空缺，以致越来越多地需要由法院系统来填补空缺。而立法机构应有职能的丧失破坏了议会与其他宪法支柱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许多人开始质疑议会是否还有其功用。尽管人们努力改善这种情况，但重建议会地位所面临的障碍是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的，极其复杂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