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和谈应成为中国对阿政策的价值起点。由于有关国家已基本放弃将阿富汗培养成自身战略前进基地的目标，和谈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希望都在上升。今年初，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组成阿富汗问题“四方会谈”正是例证。然而，今年5月美国打死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的行动表明，这一机制尚未发挥应有功能。中国应利用这一形势和自身地位，促进阿富汗问题国际共识的形成，再以外促内，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

尽管目前中印之间存在很多问题，但必须看到，印度并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竞争者与挑战者。中国如何应对印度的南海东海政策与行为，其实际是中国如何应对战略上的一个次要因素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次级活动。这与如何应对美日在南海东海的行为也就是中国如何应对战略上的主要因素在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活动，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在如何反制之间衡量成本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均衡，而前者则更应该在是否需要反制之间做出选择。国际关系史反复表明，给对手贴标签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从根本上否定对手所有主张和全部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从而最终是博弈双方陷入原本或许可以避免的零和状态。

防扩散机制本是由美国大力倡导、精心打造，是从制度上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支柱，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强大的印度，竟可使之受损。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已与八年前的状况大不相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咄咄逼人，中国不可能逆来顺受。事实上，也并非中国一家反感美国的利己主义政策，爱尔兰、瑞士、奥地利、新西兰等国八年前就对美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因此，可以说，“首尔挫败”不仅是印度的、也是美国的一大挫折。

两年前的5月26日，莫迪就任印度共和国总理，组建了印度政坛数十年以来少有的强势政府。印度国内外也对莫迪政府寄予厚望，高度关注莫迪将会把印度这个体量庞大的新兴国家带向何方。转眼两度春秋，两年间莫迪外交频率之高，活动范围之广，颇为少见。以2015年为例，莫迪的外交活动可谓高开高走，一年之内访问了28个国家，还迎接来自包括美国、德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和不丹在内的12位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整体看来，莫迪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东动与西进同行，大国与周边并重”。

在当前塔利班内部仍然脆弱、“伊斯兰国”加紧扩张的时刻，美军选择击毙了为数不多的能统领塔利班的领导人曼苏尔，其意图恐怕是为了制造塔利班内部的混乱，缓解从2015年中期以来阿富汗战场上面临着的巨大军事压力。不过这样的行为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塔利班无法达成统一，亦或是下一任领导人是类似于查吉尔或者雅库布那样的强硬派，那么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恐怕只能是更加严峻。

当前阿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制约，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的抵制，巴基斯坦的“两面性”政策和美国与阿政府矛盾的影响以及极端暴力组织的破坏等，不同程度地对阿政治和解进程的发展构成牵制。不过，相关各国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阿内部各方也具有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在阿富汗内外力量的互动中，外部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内部力量的分裂或整合、角力或妥协却是决定阿政治和解前景的更为根本的要素。

印度自独立以来，其外交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从而获取利益。在冷战中如此，在冷战结束后同样如此。美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大工业大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双方都是体量远超印度的“大块头”，在南海问题上，印度可以通过支持中国的立场缓和因与美国进行海军技术合作而紧张的关系，进而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实现印度的战略利益最大化。

如果印度表现得像美国的一个“排头兵”，则它同中国的关系必将受损。同样，如果美国想以拉拢印度对抗中国的方式来削弱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影响的话，那么美国无疑犯了大错。因为印度实在太大，根本不适合扮演美国的副手。现在，印度已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获得宝贵的地缘政治战略空间，并且正在试图对其加以利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就算印度真想成为中美之间的“摇摆国家”，这种“摇摆”也须限制在合作与健康竞争领域，而非对抗和冲突方面，因为那样既不符合印度自身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