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发生，是印度国内政治进程和对华政策多年来误入歧途的必然结果。首先，莫迪上台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其次，印度在边界地区抢占战略要地和战略制高点的政策有其历史连贯性。冲突发生后，莫迪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不得不承认责任在印方。但由于怕民族主义情绪失控，莫迪努力平复军方强硬派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这些方式又充满风险。未来如果莫迪不能摆脱上述牵绊，他很可能重蹈当年尼赫鲁的覆辙。

由于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硬条件及软环境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印度还不具备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印度需要有一次脱胎换骨的“解放思想”运动，但现在看来，不管是莫迪，还是其他任何印度政党和领导人恐怕都难以完成这项历史使命。

中印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印关系的发展水平，与中印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之间的差距在迅速扩大。中国愿意接受印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大国地位，认同与印度在一些领域的共同利益。但中国对印政策的两个前提并没有大的变化：一是，印度不加入一个反华的同盟体系；二是，印度不破坏1993年以来双方在边界地区形成的互动规范和习惯。但现在，它们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对印政策也面临不断上升的调整压力。对此，中印两国需要找准新定位。

中印两国确实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当前中印之间的关系框架，从微观到宏观，基本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时确定的，它们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需要。中印两国史无前例地同时崛起，同时追求海洋大国地位，为双边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迄今为止，中印两国政府的总体态度低调克制，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也是比较严格，双方高层和官方均无意因局部冲突和偶发事件使双方战略关系和友好大局变轨改道，因为这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长远福祉，尤其是疫情大灾当前，中印两个世界超级人口大国均面临严重的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迫切任务。

一方面，印人党国内政治地位空前巩固，这导致秉持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人党政治自信空前。另一方面，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为印度大唱赞歌，这又刺激了印度的战略自信爆棚。这“双重自信”冲昏了印度当局的头脑，使其在包括领土争议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意孤行。但无论印度怎么“自信”，怎么自我感觉良好，企图以武力手段攫取领土注定失败。

过去七十年，中印两国似乎都希望按照与西方剧本相仿的习惯和作法制定行动路线图。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似乎盖过了释迦牟尼2500年前所传讲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众生平等的传统文明原则。中印关系未来应：确保在双边关系中构建嵌入式的“自我纠正机制”，以防两国关系被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冲突所破坏。同时，应建立在中印之间平衡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为世界秩序而努力，使之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同情心、发展导向并尊重多样性和国际法治。

新冠疫情对不发达的南亚地区将是个重大的挑战。但印度试图将这样的危机当作自己重塑地区领导权的一部分。疫情暴发后，印度迅速采取了严厉措以防范疫情输入本国，还对南亚国家表示可以提供相应的协助。不过应者寥寥。此外，即便印度牵头拾起南盟来搞南亚共同抗疫，巴基斯坦还是让它很不“省心”。

特朗普如果说巴基斯坦已在大力支持美国的反恐政策，新德里该做些什么呢？在印巴之间制造“悬念”本身就是悬在印度人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阿富汗是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人均GDP目前不到700美元，但由于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外部势力在此地的博弈与争夺，历来十分激烈，人称“帝国坟场”。近代以来，阿富汗发生的战争影响巨大的有三场，即英阿战争、苏阿战争和目前的美阿战争。其中美国对塔利班发动反恐战争代价巨大，且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