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以来，中印边界尽管摩擦不断，但从总体上来看，双方构建了克制的约束政策和谨慎的沟通机制，这避免了边境矛盾的扩大化。也确保了一直以来的中印关系在大局上较为稳定，总体仍以发展经济，提升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为主流。

六月中旬，加勒万河谷对峙的发生是双边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致死的冲突事件，印媒报道有20名印度军人在冲突中死亡。这在印度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印度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断推波助澜，使得中印关系被边境问题所裹挟，在新冠疫情及全球经济下行等众多不确定因素频发的情况下，此时的中印关系有陷入局部矛盾主导国家关系的危险。

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处理中印关系要从三个坚决出发：

第一，中印关系的风险应坚决从全球大变局来看待，中印边境问题是中印关系在当前国际局势下较小的一个问题，具有长期性，双方在边境矛盾以外拥有广阔的发展与合作空间。

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作为两种文明生态，中印的长期共存是客观存在的，中印是拥有源远历史的地区大国，长久以来中印都能保持自身文明的完整性与延续性。而相互毗邻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发生摩擦，但这种摩擦在当前的中印关系全局而言不构成主要矛盾。

从国际局势变动的角度看，美国正在拉拢一切力量压制中国挑战它国际体系主导者的地位，印度则是美国制衡中国策略的重要一环。作为南亚的守成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遭到印度的警惕与防备是可预期的，但印度也不会因此充当马前卒。中印在喜马拉雅山以外不存在直接矛盾，在保持对巴基斯坦及争议领土区域维持管控的前提下，印度出于国家利益考量没有理由同中国直接开展对抗。中印同为新兴大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言，只存在首要威胁和次要威胁的区别。当前中国官方不希望扩大当前问题，印度也缺乏必要的理由同中国开展对抗，渔利他人。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印长期处在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截止到2019年，中国GDP名列世界第二，按名义价值计算，中国和印度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五大国家。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中国位居第一，印度位居第三。两国在名义和购买力平价方面合计分别占全球总财富的19.46％和27.18％。尽管在近年来全球经济情况欠佳，但中印仍然在庞大体量的基础上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印在接下来的五年仍将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速。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数据，自2004-05以来，中国一直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2018-19年，中国在印度总进口中所占份额为13.7％。这些进口的变动最终会反馈到印度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消费品供应。中国是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18-19年）。在出口方面，印度对中国出口的五年平均数据显示，中国占印度原材料出口总额的10.03％。

目前而言中印双边合作仍然局限在贸易层面，出于稳定印度经济基本盘的考量，原材料和制造业印度不会贸然触碰，印度此次封禁主要是对新兴互联网行业的点对点封禁，这既可以阻碍中资互联网企业在印度的发展，维护本国企业的发展，也从官方层面配合了抵制中国产品的诉求，满足了印度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长期来看对莫迪政府而言，只要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印度仍有很大的机会在社会经济上有所建树，中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有机会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在经济预期向好的前提下，放大局地矛盾无益于对执政党而言风险高，收益低。

第二，要坚决遏制印度的战略机会主义倾向。印度对中的战略机会主义必须得到遏制，中印之间都有必要在战略政策层应重新审视评估，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在外交政策上不会完全依附于某一个联盟，其政策导向一直以来都具有较强的战略机会主义倾向。2017年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印度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看到可乘之机，中国相继于南海和东北亚同美、日、韩产生安全争端，中国的地缘环境面临较大的压力，印方判断中国无暇同时顾及西线，利用了中国在多方应对上的战略劣势，一面同美日举办史上最大规模的马拉巴尔军演，一面在即将于中国举办的金砖四国峰会前夕发难，在中、印、不三国边境浑水摸鱼，越过已划定边界线，企图混淆视听，在中印之间唯一一段已划定的边境区引起争议。

时至今日，印度在周边接连同尼泊尔，巴基斯坦、中国在争议领土地区发生冲突，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正是印度倾向战略机会主义的危险时期。莫迪政府在国内经济疲软，疫情扩散严重的情况下，不排除是在利用边境转移视线，减轻国内问题的巨大压力。民族主义运动的持续加剧了莫迪政府的执政压力，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多重问题的叠加很可能反噬印度的战略机会主义政策，要么形成一个平稳喘息期，要么则会催生出更加极化的内政和外交手段。

2019年莫迪政府得以连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团结了印度教以及印度民族主义的势力，民族主义是支持印度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重要载体。印度松散的联邦要实现更为紧密的团结，一是需要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驱动力，二则是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

莫迪连任后在19年年末推出公民身份法改革，这一法案同样是机会主义的产物，为了稳固助他赢得大选的基本盘。无视了印度境内穆斯林团体的利益。印度东北五邦的穆斯林暴乱显示了莫迪政策的两面性，在团结了使自己实现连任的印度教群体的同时，也导致了印度不同教派的分裂更加严重。

加勒万冲突事件后，为维护得来不易的团结，莫迪政府在公开表示是印军越过实控线的前提下仍然对国内的反华浪潮予以了回应，在加大了争议地区印度一侧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对中国部分企业采取了经济封禁措施。正是莫迪的引领与妥协，印度的民族主义阵线出现了一批无法正确认识中印实力差距的群体，他们的出现可能会加剧印度战略机会主义的激进性。

第三，坚决发展中印两国的民间交流渠道，中印民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双边未来关系发展的方向。

当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对立长远来说不符合两国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往往与稳定的政治环境相辅相成。在政治上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应转变思路从政治之外寻求双边关系的新发展。印度当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大的原因在于双边民间的交流合作程度较低。

就经济的合作程度看，一方面对于世界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而言，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就社会发展体系而言，中印合作的方式上单调且传统，民间渠道的匮乏是是双边民间层面的误解较为严重。印度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于中印的发展情况并不能够有清晰的认识，在印度舆论的鼓吹下，形成了阻碍中印民间合作的非理性势力。

在新冠疫情已经大幅削弱国际交流合作的情况下，长久任其发展对中印双边都弊大于利，因此需要发挥民间的力量，突破既有的合作模式构建新型民间交流平台，以交流合作对冲当前在印度民间普遍存在的敌视现状。

7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时表示：“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中印关系历经风雨考验，取得今天的发展局面来之不易。不久中印边界西段发生加勒万河谷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中方将继续有力捍卫自身领土主权，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王毅强调，实现发展振兴是中印两国第一要务，在这个大方向上中印有着长久的共同战略利益。

王毅外长的表态表明了中方对中印关系今后发展的立场，把中国对中印关系大局的重视以及对领土争议问题的底线都阐述的极为清晰。中印不应在领土争议上裹足不前，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下，双方应把共同构建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第一要义，构建更广泛的全面合作框架，促进中印经济与社会交流的繁荣发展。

（作者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转自“海国图志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