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革，导致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秩序的深度重塑。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叠加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为主轴的大国博弈，导致国际权力格局进入新的转型重塑期，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权力要素、如何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如何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热议。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是全维度深层次长期性的，但从国际权力格局角度看，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人工智能是否会催生“智人之上”的权力来源？

“权力”是理解国际权力格局的核心要素，但各方对“权力”的解读并无定论。有的偏重军事、经济、资源等硬实力，有的强调制度规则、国际威望等软实力，还有的关注策略运用、认知塑造等巧实力，这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毋庸置疑的是，各方都强调科学技术对权力要素的深刻影响，也都强调人作为权力使用者的主导作用。不过，人工智能所具备的自主性、迭代性、跨域性和垄断性等特征，决定其对权力要素的重构将是颠覆性和革命性的。

比如，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更多的是发挥“工具性权力”的作用，人作为权力创造者和运用者的主导地位是确定的。但人工智能具备自主学习、推理、规划乃至决策的能力，逐渐成为知识和信息的创造者，即使不具备“意识”，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与人类并存的知识性权力的来源。目前，人工智能的“合成语料”已经成为大模型训练的重要数据源。再比如，在以往的科技革命中，由于人类是技术性权力的使用者，人类的生物性特征限制了技术性权力的进化速度，但人工智能具备的超级进化性，以及在数据量和计算能力方面的指数级优势，将极大促进科技的演进速度。日前，谷歌DeepMind的人工智能工具AlphaGenome，首次实现对百万级DNA序列的高精度解析，可为明证。

科技公司的崛起是否会导致“主权的黄昏”？

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崛起曾引发人们对主权国家式微的争论，但由于主权国家仍是领土、人口、资源等权力要素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的崛起并未导致主权国家的权力流散，主权国家仍是国际权力格局中最重要的主体。这种情况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可能会受到改变。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算法和算力这些新型权力要素变得日益重要，对这些权力要素具备垄断性优势的科技公司具备远远超越传统跨国公司的权力。

数据显示，美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七家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值总额，超过除美国和中国以外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谷歌搜索引擎占据全球网络搜索份额90%以上，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在全球云市场中占据高达68%的市场份额，英伟达GPU芯片的全球市场份额接近90%。此外，美国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三巨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

显见，科技巨头凭借对高性能软硬件的技术垄断，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掌控，对关键算法、海量数据、超级算力的主导，以及大量持续的资本投资，已然成为新兴权力中心。当前，美国国内科技右翼的崛起及其对政府政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既是科技巨头权力扩大的结果，也会进一步强化科技巨头的权势。人工智能时代的多极化，或许不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多极化，科技巨头也有可能成为多极中的一极。

人工智能的垄断性是否会带来“数字殖民主义”？

194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支配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外围”依附于“中心”。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心-外围的桎梏，一批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增大，其中重要原因是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过后发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车。不过，由于人工智能的垄断性和非对称性技术特征，传统上依靠学习、模仿、引进先进技术进而获得后发优势的路径近乎行不通。掌握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其配套资源的国家或科技巨头，具备针对其他行为体的断崖式优势。

2024年以来，“主权人工智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概念，指“特定国家理解、整合和发展人工智能系统，同时对此类系统保持控制、能动性并最终实现自决的能力”。“主权人工智能”出发点本是强调主权国家的主体性，但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凭借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配套资源方面的优势，利用绝大多数国家要发展人工智能就必然要依靠美国的技术、设备、平台等的情况，强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数字依附。此外，美国还可能通过信息网络、数据平台等突破主权国家边界，深度嵌入人际互动和社会生活场域等，在叙事构建、意识形态、行为逻辑等方面形成对相关国家和主体的巨大影响力，或者形成某种程度的“数字殖民主义”。

大国博弈的加剧是否会导致“硅幕降临”？

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安全上对抗、经济上脱钩，世界经济体系被人为分割成“两个平行市场”。当今的中美关系显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且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也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任何想在经济上“去中国化”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在此情况下，美国转而寻求科技“脱钩”，通过强化国内扶持和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努力确保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人工智能由于其对其他技术领域的强大赋能效应，自然也成为美国遏压中国的关键领域。

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人工智能代表的高科技领域正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边疆”和“主战场”。拜登政府明确提出“技术是美国与地缘政治对手展开竞争的核心”，并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策略。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人才打压、市场封锁等多种手段，图谋对中国进行资本切割、人才切割、产业切割，持续强化对华“科技战”，“小院高墙”变成“大院铁幕”。当前，美国尤其注重在国际上与中国争夺人工智能科技生态的主导地位，施压其他国家禁用中国的芯片技术和大语言模型等，一副横亘在中美之间的“硅幕”似乎缓缓落下。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可预知或者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主要大国在发展与治理、竞争与合作、排他与共享之间应该如何选择，答案是再明显不过的。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实力最强的国家，应该承担必要责任、发挥正面引领作用，推动构建公平公正、普惠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而非将人工智能作为谋求单极霸权、打造“数字帝国主义”的工具。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