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实施了精心策划的“蛛网”行动，利用早已渗透和潜伏的无人机群和操纵人员，抵近俄罗斯的战略空军基地并实施突然袭击，范围涉及摩尔曼斯克州、梁赞州、阿穆尔州和伊万诺夫州，完成了一次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甚至是无人机正式扮演战争主角以来最大规模的奇袭攻势。

据乌克兰政府的战果通报，乌克兰动用150架四旋翼无人机（实际成功发射117架）、模块化发射系统和300枚机载炸弹，摧毁41架俄罗斯战机，包括图-95、图-22M3、图160等三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以及A-50预警机等俄罗斯王牌“空中战神”，约占俄罗斯战略巡航导弹运载平台总量的34%，初步估计损失超过70亿美元。不仅如此，参与突击行动的乌克兰军情人员全部安全撤回。

俄罗斯承认上述四州的空军基地遭受乌克兰FPV无人机袭击，并称“引发多架航空装备起火；所有火情已被扑灭；无军人及文职人员伤亡；部分恐怖袭击参与者已被拘捕”。此外，俄罗斯社交媒体发布了部分空军基地遇袭起火、冒烟等内容，甚至还有俄罗斯市民发现并阻止和摧毁部分无人机袭击行动的视频。

尽管俄罗斯淡化和模糊了具体损失情况，也不排除乌克兰夸大战果的可能，但是，乌克兰无人机自带视频即时传回的不同画面，以及第三方曝光的遇袭现场卫星图片显示，这场突袭给俄罗斯造成的惨重损失毋庸置疑。中立军事观察家通过综合分析和研判认为，至少有13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和预警机被摧毁。

从单纯军事角度看，此次打击重创了俄罗斯的空军力量，特别是战略打击能力，因为它们与潜射核弹、陆基核弹共同构成“核打击三位一体”体系。以A-50预警机为例，俄罗斯仅有10架这种用于探测防空系统、协调导弹打击和引导战斗机攻击的机型，每架造价3.5亿美元。军事分析家判断，即便摧毁一架A-50预警机，也会大大降低俄罗斯空军的态势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此次突袭发生一周后，俄罗斯未曾出动战略轰炸机报复乌克兰纵深目标，即不排除其暂时失去远程空袭能力的可能性。

这次袭击对乌克兰和背后力挺的欧洲伙伴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和外交胜利，也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战术反击，显示了基辅当局不惧俄罗斯强敌的巨大勇气和捍卫领土与主权的坚定决心，体现了敢于和俄罗斯奉陪到底的国民意志，体现了乌克兰不靠西方军事援助也能重创俄罗斯的独立军工能力，打破了俄罗斯强大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伤了克里姆林宫通过军事高压迫使乌克兰签订城下之盟的信心，也让同情乌克兰的多数欧洲伙伴提振了可以打持久战和消耗战的信念。

这次袭击也是一次现代条件下的军事奇迹，是糅合了传统的人员组织、伪装、渗透、潜伏等手段，以及最先进的无人机技术、远程操控、黑入通信网络和精准打击战术，以己方零伤亡、低成本而让对方付出十分惨重的战略资产代价。这次袭击也颠覆了无人机空袭战的三个传统变量：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且只能在夜间袭击前沿目标。因此，这次袭击被普遍描述为“改写战争规则”和重新定义非对称战的经典战例。甚至有西方专家分析，这次袭击标志着战争范式的转折点，即低成本、简易的无人机系统如何深入敌后产生战略影响。

对俄罗斯而言，这场袭击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噩梦”，表明其貌似强大的空防体系充满漏洞，没有实现分层和立体防御，而且表明它广袤的国土并不能确保纵深和大后方的安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之一奥列尼牙空军基地，位于远离乌克兰北部边境的900公里处，而别拉亚空军基地更是远在距乌克兰边境4300公里的西伯利亚。它们远远超出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和导弹的射程，但是，依然无法置身战场之外。

俄罗斯大量战略轰炸机毫无防备地敞开“晾晒”在各个基地，显然是冷战时期美苏核裁军协议要求彼此透明、便于相互通过卫星进行核查而确立战略互信的技术性、制度性安排。但是，俄罗斯忽视了双边关系的时过境迁和间接交战，忽视了无人机新杀手的横空出世和技术飞速迭代发展。眼前看，此役将迫使俄罗斯向离乌克兰更远更偏更隐秘的基地转移乃至隐藏战略轰炸机，进而增加空袭乌克兰目标的复杂性和难度并降低威慑效果；长远看，如果不能尽快补齐损失的预警机和战略轰炸机，将打乱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国的军事战略，丧失跨洲核打击能力以及与主要对手建立的“核恐怖平衡”。

这次袭击被称为俄乌战争版的“特洛伊木马计”和“珍珠港事件”，因其突然性和严重后果而将载入世界战争史，并推动各国重新审视无人机和高科技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但是，在为乌克兰成功偷袭喝彩之余，也应该意识到这次奇迹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因此不能过高夸大它对俄乌战争总体进程的战略影响。说到底，这场袭击依然是一次非对称作战，是篇幅宏大的俄乌战争交响曲中的一段颤音。

据乌克兰政府透露的信息，“蛛网”行动是由乌克兰情报部门周密策划、精心设计和专业化实施的系统工程，时间跨度长达一年六个月零9天，且始终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这次行动得以完胜的客观条件在于，俄罗斯地广人稀、内保疏漏、过于自信，导致大量乌克兰情报人员利用十分熟悉俄罗斯语言、地理、军事目标、装备弱点乃至国情社情民情的天然优势，毫无障碍地将大量无人机通过箱式卡车提前偷运入境，并长期潜伏和休眠在俄主要军事基地周边，最终在合适时间借助远程遥控激活并发起近距离和低空突袭，使俄罗斯的预警和防空系统来不及响应而形同虚设。

一旦俄罗斯汲取惨痛教训而亡羊补牢，比如重新规划和完善军事目标的多层级、多圈层立体安防和保卫，重新进行人口清查和国籍甄别，重新引入战时和全民参与的反侦察、反渗透、反谍报、反破坏内卫机制，乌克兰再次实施类似长时段、大规模、远程潜伏和抵近闪击的成功概率几乎可以完全排除。

从历史经验角度看，特洛伊战争之所以因“木马计”而闻名，在于冷兵器时代的坚固堡垒难以从外部攻破，一旦防御方失去高墙屏蔽和阻挡，国破政息人亡就是大概率事件。从综合国力角度看，二战期间日本固然成功偷袭美国珍珠港并暂时获得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但是，最终还是败给实力绝对占优的美国。当然，从国际法角度看，乌克兰无人机逆袭俄罗斯战略目标，与日本当年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的性质完全不同。

俄乌战争发展至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压倒性胜利格局基本已定，其控制的原属乌克兰土地接近12万平方公里，2024年推进约4000平方公里，是2023年的七倍，而乌克兰夺回的被占领土微乎其微。目前，俄罗斯在收复库尔斯克州全境后，正在调集重兵准备拿下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北侧的苏梅州为发动“夏季攻势”做铺垫，争取彻底掌握整个顿涅斯克，而且着手规划和构建巩固本国西部疆域的安全缓冲区。除非北约直接参战并接受一场与俄罗斯的大规模、世界级全面战争，否则，乌克兰的一时一地一战之胜，很难扭转整个战局的发展态势。

乌克兰固然形成了强大的无人机制造能力，2024年产量达到220万架，今年将翻番至450万架，也能继续仰仗欧洲伙伴源源不断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俄乌战争本质上还是一场争夺战略空间和缓冲余地的传统战争，乌克兰仅靠空战无法收复已被俄罗斯并吞的大片土地，更何况其空战优势并不突出。

乌克兰在与俄罗斯进行第二次直接谈判前夕发动这次让人眼睛一亮的反击战，除了让俄罗斯蒙受羞辱并感觉到战争的切肤之痛而不得不考虑如何尽快结束战争，除了可能鼓舞欧洲伙伴投入更多资金和装备，并不会让俄罗斯做出战略性退却和让步，更不可能让其将收入囊中并完成法律并吞程序的乌克兰土地轻易完璧归赵。

对乌克兰而言，这场完美的战术反击可以彪炳史册，但是，未必能改变总体被动的局面。首先，欧洲的政治家们并不由衷地开心，反而担心这场羞辱俄罗斯的奇袭会引发其采取反击，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经济学人》周刊援引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承认，此举可能使西方伙伴疏远乌克兰。其次，已抛弃乌克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因此陷入新的尴尬，其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不无埋怨地说，乌克兰战争升级的风险因此“大幅上升”，指责乌克兰攻击了俄罗斯“国家生存体系的组成部分”。

“蛛网”行动尘埃未定，俄罗斯只是在6月5日通过103架无人机和一枚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初步报复。在6月2日举行的伊斯坦布尔第二轮谈判中，俄代表团按部就班地提出单方面的“和平路线图”，为乌克兰开出一长串丧权辱国的停战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实现国际法律对克里米亚半岛及乌东乌南四州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承认；乌克兰军队必须从上述地区现有控制区撤出；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放弃加入军事联盟或集团，禁止部署外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克兰必须减少武装力量和装备规模并解散民族主义武装；乌克兰必须放弃战争索赔企图；乌克兰必须承诺保障俄语人口的权利、自由和利益，使俄语和乌克兰语享有同等官方地位；西方必须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乌克兰的条件也很明确，最核心的是三条：必须一寸不少地收复失地，恢复苏联解体时双方划定的边界；必须拥有精良军队并与西方武装力量建立联系；必须拥有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主权……

对于这场发生在两国家门口的领土和主权争夺战，俄罗斯的综合实力和战争潜力众所周知，对弱小的乌克兰形成压倒性优势。但是，乌克兰依托众多欧洲伙伴的后援和非对称战争手段，也具备了打持久战和消耗战的实力。双方停战并实现和平的条件堪称天壤之别，没有一方会轻易认输言败，必然导致俄乌战争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直到仅剩3000万人口的乌克兰在自己的土地上再也无力消耗。

“蛛网”奇袭只是“欧版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插曲，最终无法回避的可悲前景恐怕是，乌克兰不仅失去半壁江山，还只能维持一个半独立的“新乌克兰”并转入“巴勒斯坦化”新常态，进而使乌克兰危机和俄乌战争变成困扰欧洲大陆的世纪难题。

但是，对于世界军事大国与核大国而言，“蛛网”行动引发的战略资产面临无人机袭击的风险预警，将超过决策者们对俄乌战争本身的关注，也势必引发全球范围的军事变革与战略威慑的再思考，以及思维、路径和方式的新转变。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这次成功逆袭俄罗斯，将酝酿一场引发全球性安全恐慌的“蝴蝶效应”，而且其涟漪会不断扩大和裂变。

（作者为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凤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