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政策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2023年底埃及再次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汇率暴跌、物价飞涨、外资出逃，经济危机近在咫尺。埃及利塔尔中东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蒂莫里·卡尔达斯感叹，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这个尼罗河国家。奇迹来得很快。2024年2月23日阿联酋同意向埃及投资350亿美元，这是埃及历史上最大的单笔外国直接投资。几周之内，泼天财富滚滚而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贷款额度从30亿美元扩大到80亿美元，欧洲也宣布8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世界银行决定再次放款60亿美元。一个月之内埃及拿到500多亿美元外部资金，相对埃及的经济规模，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此时埃及中央银行只有350亿美元外汇，2023/2024财年的政府预算是974亿美元。显然，埃及经济又一次被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而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种不断重复的模式。

上一次埃及被从悬崖边拉回来是十年前，历经“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埃及经济岌岌可危。2013～2016年期间，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通过各种方式联手向埃及注资300亿美元。2016年11月，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120亿美元的货款协议，这又带动国际市场上的90亿美元资金。埃及则承诺削减政府支出、放松汇率管制和减少补贴，以盘活经济。此后，经济确实也曾短暂好转，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指标都比较漂亮。然而，好景不长，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年期货款一结束，经济又低迷了。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追加79亿美元货款。埃及经济似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

埃及经济形成目前的模式是近50年的事情。上个世纪中叶纳塞尔时期，埃及外债并不高，1965年时仅为20亿美元。1973年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是个转折点，埃及经济上从阿拉伯社会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外交上从依靠苏联转向依靠美国，积极主动地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市场。当时的理想设计是，埃及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有海湾资金和美欧技术的支持，就能够走上巴西、韩国一样的发展道路。然而，现实却是海湾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了，经济转型却没成功。埃及经济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大门跨出去了，却没有成功迈进自由资本主义的大门，政府和军队仍然是经济最主要的主导者，反而形成了靠天吃饭的地租经济模式。所谓地租经济，就是国家收入来源不是劳动生产，而是坐等收租，埃及的外汇收入依靠劳工汇款、苏伊士运河通行费、石油出口和旅游。1974年这四项收入占埃及外汇的三分之一，1980年更是上升到85%。地租经济本来是石油输出国的典型经济形式，但埃及没有多少石油，经济模式却是产油富国的模式，可谓是穷人患上了富贵病。

为使埃及摆脱富贵病，国际金融机构要求埃及实施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1977年萨达特削减政府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补贴，结果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危及政权安全，西方国家被迫妥协，同意恢复补贴。外资没有吸引进来，政府补贴没有减下来，私有化没有搞成功，外援就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1973～1978年海湾国家通过赠款、贷款和信用担保方式向埃及提供170亿美元。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后，海湾国家与埃及关系恶化，来自海湾的资金也断了。但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从1979年开始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1亿美元援助，占埃及全部外援的一半，超过美国对非洲其他国家援助的总和。1980年埃及外债规模达到180亿美元，政府补贴开支70亿美元，债务开支34亿美元，两者总共占70%的财政支出。1991年正当埃及经济困难之际，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美欧免除埃及160亿美元债务，以换取埃及支持西方联军。

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埃及就能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外资似乎是埃及经济的永动机，往往能让埃及经济化险为夷。但是，外资中的赠款占比非常少，大多数都是贷款和投资，贷款是要还的，外资是可以跑的。其结果是，埃及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2010～2021年埃及内外债各增加一倍，人均债务占GDP比重在全球189年国家中排158，是真正的债务大国。2020/2021财年债务偿还占全部政府支出的33%，2023/2024财年更是高达51.6%。

半个世纪以来，债主们为什么愿意不断地为埃及注资呢？阿联酋国际投资者理事会秘书长贾迈勒说，“埃及太重要而不能倒”。埃及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又处在欧亚非十字路口，其倒下的后果非常严重，因此脆弱性就是其重要性。

（作者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