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德国总理朔尔茨将于4月14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将是朔尔茨自2021年1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二次访问中国。如果我们把从默克尔执政时期（2005-2021）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即德国政府领导人在联邦选举年之外的每一年几乎都会访问中国视为一种传统，那么朔尔茨可谓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这个细枝末节的知识，也是中国与德国在21世纪前两个十年内关系密切的注解。

如今，在德国舆论看来，德国领导人访问中国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成为德国政治的一个议题。就在朔尔茨2022年11月前往中国、完成他作为德国联邦总理的访华首秀之际，德国电视二台发出了如此的建议：“朔尔茨没有一个中国方案，他正在向北京发出错误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不要出访。”在朔尔茨第二次访华之际，联盟党、甚至联合执政的绿党都就朔尔茨在中国可能传达的信息发出了警告。也就是说，德国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度陷入“如何看待中国”、“应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性困境。

患得患失：德国扭曲的中国观

如何认识中国，当然是一个近乎哲学的世纪之问，但是为了接近答案，不能脱离瞬息万变的中国实践；而观察这个壮阔而又曲折的中国实践，又不能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割裂开来。

德国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什么会重回质疑与中国接触的旧路？“显然，如果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与中国的交往也必须随之改变。”——这是2022年朔尔茨访华前在《法兰克福汇报》撰文给出的解释。几乎同样的措辞，也出现在2023年6月德国历史上第一份联邦政府发布的《中国战略》文件的开端：“中国发生了变化。这一现实以及中国的政治决策使我们不得不对与中国的交往做出调整。”

这种“我们不得不”式的解释自然十分牵强。首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或者上推至晚清以来，始终处于不断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的变革之中，这应该属于常识性的世界知识。而且，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是处于永恒静止、一成不变的状态呢？其次，任何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或者国家行为体，都不可能在互动中仅仅是被动地做出反应。因而德国政府把调整其中国政策的原因归于中国，无异于承认德国政府无法出于自主性判断进行决策，这当然不可能符合事实。如果在德国看来，中德关系已经或即将发生变化，那么究竟应该在何处寻找其动因呢？

这个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毋庸讳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必将成为世界历史未来重点研究的课题。用默克尔的话来表达就是：2005年她刚刚成为德国总理的时候，中国GDP为2.3万亿美元，德国当时的GDP是2.8万亿美元。她16年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德国GDP增长到3.8万亿美元，但中国的GDP则增加到了14.7万亿美元。

在默克尔那里，中国的发展引起的是好奇、惊叹和敬佩，让她逐步认识到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传统文明大国的复兴。但是，能够像默克尔一样多方位、长时间接触中国实际，形成自己中国观的西方人、德国人毕竟凤毛麟角，更多人观察中国的角度还停留在文化的刻板印象、冷战的意识形态记忆、国与国之间的零和博弈等种种二元论，于是乎，中国发展的速度和体量导致了传统发达国家优越感丧失、危机感上升。

最先感到不适并且迅速做出反应的西方国家是美国。从奥巴马执政后期以来，美国的战略重点聚焦于所谓的印太地区，观察中国的视角和话语就已经转换为如何阻止或者延缓中国的崛起，特朗普和拜登都向欧洲盟友或施压、或拉拢以应对中国。尤其是拜登执政以来，更是加大了协调欧洲盟友的努力，甚至从欧盟借用了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和“去风险”的说法。

我们可以清晰地划出一条德国的中国观发生变化的时间线条：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一份有关中国的所谓“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中国的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种“制度性竞争”。随后，欧盟在同年3月发布了名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文件，把中国定义为集“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种角色为一身。欧盟的表述为德国统一了思想，同时也成为德国对华转换调门的“挡箭牌”。

在德国联邦政府2023年7月发布的《中国战略》文件中，中国是德国的“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成为基调。但是，为了突出德国、欧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性，《中国战略》又强调德国追求的是对华“降低风险”（或译为“去风险”），而不是“两国国民经济脱钩”。

德国曾经被公认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如今启动了地缘政治经济思维。德国的“经济贤人委员会”在2022/2023的年度报告中，就把中国列为德国“严重依赖进口的产品”最大来源国，即德国严重依赖进口的产品总进口量的45.1%来自中国，全部5400种严重依赖进口的产品中有208种来自中国。

与德国政界、智库专家等刻意使用的需要阐释的语言相比，还是德国的地方性报纸《奥格斯堡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把德国制定“中国战略”时患得患失、首鼠两端的心理说得更为直白和透彻：“西方希望剪短（中国）这头龙的翅膀，以免它变得过于强大。然而，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也不能冒这头龙坠落的风险，因为这将在复杂的贸易关系中使（自己）本已不景气的经济濒临破产。”既要沾中国发展的光，又不能让中国顺利发展——试问，还有什么心态能够比这种中国观更为扭曲？

当然，这位德国记者生动的语言也暴露出德国人有关中国知识的贫乏：中国文化中的龙，是不需要翅膀也能腾云驾雾的。

至于“去风险”，存在一个可能是德国联邦政府在自说自话制定“中国战略”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效应：德国政界希望在市场、关键原材料、中间产品等方面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但是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德国企业来说，应对这种地缘政治风险的方法却是尽量把供应链集中在中国，尽量减少从中国之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而是在中国、为中国研发、生产和销售。结果就是：德国与之相关的对华出口反而受累。德国企业的对华“去风险”，可以说让德国政界的“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乎“回旋镖”式的笑话。

朔尔茨第二次访华之际德国的困境

朔尔茨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处于怎样的状态下前往中国的？不难想象，朔尔茨第二次中国之行的议程和诉求无法脱离这一时刻德国的具体语境。然而，德国在2024年未能迎来一个良好的开局。

首先看政治的局面。

目前，德国事实陷入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两场军事冲突的影响中，而且两场冲突均看不到具有现实性的解决方案。俄乌冲突不但颠覆了德国和欧洲的安全制度架构，也使德国的经济模式失去了长久以来稳定而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供给。德国已经深度介入俄乌冲突，成为除美国之外的乌克兰第二大外援国，把大量的经济和安全资源投入了援乌抗俄，但是在政治上看不出有任何清晰的战略可言。

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在报复性军事行动中造成巴勒斯坦平民的大量伤亡，首先冲击了德国战后从反思纳粹屠犹暴行中引申出的基本政治信条，即所谓“以色列的生存是德国的国家理性”。其次，巴以冲突引发了德国国内伊斯兰-阿拉伯裔移民以及左翼民众的反以情绪，移民的反以言行又激化了德国社会的排外情绪，右翼极端民粹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借机壮大。

与此同时，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内部龃龉不断，绿党和自民党的矛盾尤其突出，导致公众普遍认为联合政府无法有效执政，最大的反对党联盟党甚至建议提前举行大选。政治未能传达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性信息，不确定性又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绿党的环保和社会改造理念较为激进，尤其经济部部长哈贝克2023年在主持制定《建筑能源法》时，引发了民众对于生活成本上涨和政府过度干涉的普遍不满。

2023年以来，难民和移民问题在德国社会持续发酵。德国目前是难民前往欧盟的第一目的国。根据洪堡大学社会学家施特芬·毛（Steffen Mau）等人的研究，难民问题已经成为能够激发德国社会矛盾的最大问题。2023年底，民调表明有69%的德国民众“完全不信任”或“不信任”联邦政府有能力解决难民危机，其中“完全不信任”的比例高达44%。难民和移民问题很容易引发德国民众的排外情绪，这就为德国选择党的壮大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德国东部的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2024年下半年德国东部3个联邦州的选举很有可能出现德国选择党成为州内第一或第二大党，而联合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支持率跌到进入不了州议会的局面。

德国政治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则是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如果特朗普成功二度入主白宫，欧盟在安全、对外经贸等领域可能会受到全方位的冲击。德国政治和社会似乎并没有为特朗普再度当选做好思想和实际准备。

遗憾的是，德国的经济也难以提供令人振奋的消息。

德国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为负增长，如果这个趋势在2024年第一个季度没有得到扭转的话，德国就将进入技术性衰退。进入2024年以来，世界各大经济机构以及德国政府都把对德国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0.5%以下。也就是说，德国2024年很有可能成为G7、欧盟以及经合组织（OECD）中经济增长最弱的国家，甚至有国际舆论称德国为“欧洲病夫”。德国国内舆论也陷入了一片悲观。

俄乌冲突给德国造成的冲击仍在发酵中。德国经济结构中能源密集型产业占比较大。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经济长期依赖来自俄罗斯廉价和稳定的能源供给，其中55%的天然气、35%的石油由俄罗斯进口，俄乌冲突直接导致了德国2022年的“能源危机”。德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目前仍旧受到能源价格问题的困扰。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景气下行，德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数额双双下降。2023年3月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德国货物出口额15899.62亿欧元，同比减少0.3%，其中对中国出口减少8.8%；进口13649.91亿欧元，同比减少9.3%，其中从中国进口减少19.2%。中国虽仍旧维持了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但是德美贸易额（2525.69亿欧元）追上德中贸易额（2540.72亿欧元）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德国经济困境的一大原因是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债务刹车”的制度性规定制约了德国在衰退时期的财政手段。经济面临衰退，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财政手段，扩大支出、拉动投资，为经济生活注入和带来活力。但是，德国从2008-2009年欧债和经济危机之后，在《基本法》中引入了所谓“债务刹车”的规定，即联邦财政预算的举债比例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35%。2023年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联邦政府的补充预算案违宪，导致联邦政府突然缺少了600亿欧元的财政手段。判决的直接后果是，德国联邦政府非但无法在经济衰退的局势下扩大支出，反而要节约开支。各种删减补贴等节约措施引发了全国农民的抗议，政府只能退让。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专业人才短缺。根据德国工商总会（DIHK）在2023年11月的估算，德国约有180万岗位招聘不到人手，工业、建筑业、贸易和服务业缺工情况最为突出。美国通过《通膨削减法案》鼓励和补贴企业投资美国，也导致德国企业大量出走，德国作为经济区位长期来看有失去竞争优势的危险。而德国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又让德国人看不到短期改善和迅速行动的希望。

重启交流：对朔尔茨中国之行的期待

德国所面临的困难时局，并不意味着德国急切地有求于中国。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德国政府，也必须在困难的局面下与自己的全方位战略伙伴、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进行沟通。因此，朔尔茨通过访华向世界传达了积极的政治信号，同时也展现了有别于德国国内某些政客的不同格局。

朔尔茨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将访问重庆、上海和北京三地，行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且，在北京的日程中，联邦政府的环境部部长蕾姆克（Steffi Lemke，绿党）、农业部部长厄兹德米尔（绿党）和交通部部长威兴（Volker Wissing，自民党）将会加入。总理出访有多位部长随行，这是德国政治中不多见的安排。这首先体现了德国对华交往的务实风格，第二令人想起中德政府磋商的形式，第三也是朔尔茨的巧妙安排：朔尔茨是社民党背景，3位部长是绿党和自民党背景，既顾及了联合执政的3个政党之间的平衡，也应对了政府内的“疑华”声音，政府首脑的战略层面和联邦专业部长的工作层面相互照应。

新冠疫情的肆虐导致世界各国之间新生隔膜；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又降低了各国之间的互信。那么，中德之间可以就哪些领域交换意见、展开合作？

第一是和平与安全。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对于安全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样，在域外势力不断介入东亚和南海地区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表达自己的安全观。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和历史意识深厚的民族，德国也自诩为“文明的力量”，中德两国没有根本的地缘政治矛盾，双方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负有共同的责任。

第二是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经济低迷，中国也面临着国内经济转型和世界经济前景不明的双重挑战。中国和德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相互之间互通有无、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是维持双赢局面的前提。朔尔茨的代表团里有多名世界级企业的高管随行，也佐证了中德经济合作仍旧是主旋律，“去风险”更多是政治话语制造的泡沫。在维护自由贸易这一点上，德国政府也有别于美国的“美国优先”，或者把经济和技术泛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做法。比如，在欧盟对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启动所谓反补贴调查之后，德国的汽车制造企业都纷纷表达了反对以关税或技术壁垒排斥中国产品的态度。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产品如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电池板、风力发电机等具有技术和生产的优势，完全可以为德国在实现气候保护目标的同时降低成本做出贡献。朔尔茨在重庆和上海参观的德国企业，就属于氢能和环保技术领域，而德国交通部长的随行，更是为两国在面向未来的环保、能源和交通技术领域，打开了合作共赢的想象空间。

第三，中德双方应该进一步拆除社会交往的藩篱。中德从1972年建交以来，双方社会都从交往中受益。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长期以来都是德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很多中国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都成为中德之间的沟通者。两国人民的旅游和文化交往也曾经呈现“节节高”的局面。这种向好的互动受到了新冠疫情和世界政治的冲击，德国不断有政客试图将中国的孔子学院、留学生污名化，德国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果双方都不希望前文德国记者所犯的知识性错误一再出现，那么中德领导人应该共商能够促进双方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的措施。中方在2023年11月宣布对德国来华人员实行单方面免签入境，就是重启交流的良好开端。不失自信的开放和深化开放，是中国的成功经验。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