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体系是美国长期的重要战略资产,为美国在各个阶段实施其国家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前所未有地加强、巩固和升级了其联盟战略。然而,美国当前调整和强化联盟战略的举措,并非一定能够达成其预想的效果,其打造反华联盟的企图也面临诸多因素制约。随着美国联盟体系规模与职能的过度扩张,还可能成为拖累美国的战略负资产。而联盟本身就存在“联盟困境”,如“抛弃”“牵连”“推卸责任”等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制约因素。从长远来看,美国与其盟友对华态度不一、联盟体系内部利益分歧,以及盟友自主性的加强,将深刻掣肘未来美国联盟战略深入发展,中国在应对和慑止美国及其盟友联合施压企图方面仍有空间。 |
一、美打造反华联盟体系存在巨大制约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打造针对中国的全球联盟体系已经初具轮廓,但难以真正形成,主要是因为美盟友对华不同程度的经济和地缘依赖。一方面,美国当前极力拉拢的亚太盟友并非全力随美抗中。印度长期以来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且有着中立自主大国的自我认同,并不想成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这个战略倾向很长时间不会改变。实际上,印度并没有全心全意跟随美国对华牵制,“四边机制”在军事方面进展有限,除了“马拉巴尔”演习之外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东盟国家同样对华态度复杂,仍然奉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大国平衡战略,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从2020年开始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南亚国家的战略不断深度对接。而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甚至不涉及自贸区和零关税这个核心议题,内容十分空洞,对亚洲大多数国家缺乏真正吸引力。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也并未准备好“一边倒”地加入反华阵营。欧洲与美国对华态度并不一致。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欧洲国家认为来自中国的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挑战,并未将中国崛起视为对欧洲安全和军事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023年4月访华后就公开表示,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更要避免被拖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支持中国的多边主义,反对欧盟在对华关系上紧跟美国的步伐。 二、美与盟友矛盾分歧严重掣肘联盟凝聚力 美国的军事联盟体系从建立以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美与盟友利益诉求不一,存在种种内部矛盾,盟友追随美国的紧密程度各不相同。 (一)美国霸权和盟友自主性之间的矛盾 这实质上是美国和盟友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较量。美国在二战以后建立的传统联盟都属于“威权式”联盟,美国是盟主,其他盟友是随从。冷战后,盟友的战略自主日趋强烈。欧洲越来越强调“主权欧洲”的身份,反对被美国控制。日本和韩国也经常有反对美国驻军的声浪。韩国一直希望要回战时指挥权,但美方已经数次推迟了归还指挥权的时限。 (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 这主要体现在欧洲盟友和美国之间。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北约内部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以法德为代表的“老欧洲”就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德国甚至没有参加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罗伯特·卡根曾经指出,“在对待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来自金星,欧洲来自火星”,以此来表示美欧之间的深刻分歧。 (三)成本分摊的矛盾 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交易,要求盟国为美国的军事保护付费,引发美欧之间长期龃龉。拜登政府虽然对盟友的政策有较大变化,但经济上不得不依靠盟友支持,因此仍不可避免发生利益冲突。 三、盟友是否随美介入对华潜在冲突存在不确定性 军事干预是美国主导的联盟所采取的更具危险性的行动。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其盟友协同一致,动用全领域资源、全政府手段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和惩罚。当前,美内部反华保守势力不断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论调,试图进一步干预台海局势,加快台湾问题“乌克兰化”的进度,同时计划伙同盟友介入未来可能的对华冲突和干涉行动。然而,美盟友出于自身利益和对华关系考虑,对是否介入对华潜在冲突存在各种忌惮。 从当前一系列动向看,日本正在积极配合美国为未来台海冲突进行军事部署,如在新发布的“安保三文件”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明确写入“保有反击能力”,提出2027年前将防卫费提升至GDP2%,在冲绳进行一系列战备部署等。而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已经对日本干预台海作战打下法律基础,其中写道:“当与日本关系紧密的国家遭受武力攻击,并由此严重威胁日本独立及国民的生命、自由、幸福追求的权力时,为维护日本独立、保卫日本国民,自卫队将行使武力实施恰当的作战行动。”但是,日本对中日关系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从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互动的历史看,日本始终秉持“对美同盟+对华协调”两条腿走路,在对华战略上保持了大局观和平衡意识,强调经济民生与务实合作。因此,日本未来发展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仍然有较大可能。 相比日本,韩国早在卢武铉时期政府内部就已达成共识,美韩将在朝鲜军事挑衅的前提下全面军事合作,但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冲突,韩国则不介入。尽管这一表态在近年出现微妙变化,如2021年5月美韩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关切台海局势,2022年5月美韩宣布将战略同盟扩大到“全球范围”,但并不等于韩国在未来潜在冲突中准备联美抗中,随美进行军事介入。一方面,韩国长期在中美之间奉行“对冲战略”和“战略模糊”,既不能放弃在安全上依靠美国,也不能牺牲借助中国实现繁荣;另一方面,尹锡悦政府当前对华政策一味迎合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换取美国在其他议题,如朝核问题上的支持。菲律宾当前虽然已对美开放了多个基地,但菲首要利益仍是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菲律宾也曾表态,不会允许美国在菲军事基地存放武器用于台海行动,也不会准许美军舰船在基地补充燃料和维修等。因此,如中美未来发生冲突,韩国、菲律宾等美亚太盟友参与程度仍受到未来对华关系大局限定。 实际上,美国兰德公司最近一篇报告对美亚太盟友介入冲突的倾向做出分析并得出结论:所有地区盟友伙伴的介入意愿都是被“严格限制的”;澳大利亚和日本对于亚洲大多数冲突都有安全方面的利益,但都面临着参战的政治障碍,尤其是日本更是面临宪法和其他法律阻碍;韩国重视与美国的联盟,但对于朝鲜半岛之外的地区“没有兴趣成为冲突方”;新西兰和菲律宾缺乏空军资产,且对于战争采取“观望态度”有着“很强的动机”。 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东亚地区包括台海远在北约的防区之外,加之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国在冷战后几次局部冲突所持的独立态度,在介入东亚的冲突方面会慎之又慎。 四、美国联盟战略前景 未来十年是美国“竞赢中国”的关键期。在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美国全力迟滞遏阻中国发展的态势将更加突出。作为大国竞争的“最伟大资产”,联盟战略在其对华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美国将更为全面而深刻地整合重塑其联盟体系,加速联盟战略转型,大力构建对华“统一战线”。 (一)未来美很可能进一步打造和扩大更多亚太“小多边”联盟 例如,美日韩“三眼情报联盟”、美日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可能正式形成;随着日菲、日澳双边合作进一步深化,美日菲澳这一新的“四边机制”也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盟友伙伴之间的联通可能进一步加强 一方面,美国主导的亚太“小多边”机制可能通过各种议题的“扩容”“并网”“串联”,形成进一步网络化和嵌套式的反华联盟架构。另一方面,北约可能进一步勾连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尤其是以日本为支点进一步介入亚太事务。可以预判,美国亚太和跨大西洋两大同盟体系的联结将愈发紧密。 (三)美国联盟体系进一步加强备战架构,特别是针对台湾的军事动向 美防长奥斯汀在2023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国未来将与盟友一起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兵力态势,支持日本发展“反击能力”,提升盟友防卫能力。尤其要关注的是美国在菲律宾基地的建设和可能用途、美日之间加强军事一体化的趋势、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冲绳新的部署、北约可能加深介入台海动向等。 (四)未来美国联盟体系介入领域进一步泛化 美及盟友在海上安全合作、供应链重塑、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压制、基础设施等方面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针对所谓对华“去风险化”,在更广泛领域构建反华阵线。 五、美国联盟战略的应对 美国当前不断强化联盟战略,带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显然会对中国、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和冲击:(1)美国及其盟国集体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尤其是热点问题,推升了地区紧张局势,将对地区安全秩序造成深刻影响,带来动荡和冲突;(2)美国极力构建反华联盟,会显著增加中国周边外交的阻力、恶化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冲击中国的地区战略利益,损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信;(3)美国拉拢盟友伙伴对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军事遏制,掣肘和牵制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福祉带来直接负面影响。 面对美国联盟体系的新一轮调整和“反华联盟”的加速构建,中国需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同时高度关注并深入分析联盟调整的动因、举措和进展,做好战略谋划、战略准备与战略选择,多措并举,从容应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以我为主,打好经济“反围堵”战 继续发挥中国独特的经济优势,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动“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对接,积极推动RCEP走深走实,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对冲安全围堵,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二)贯彻“结伴不结盟”政策理念,构建更为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一方面,要加大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沟通,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努力增强战略互信,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要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积极推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地区安全合作,增强与周边国家的“黏合度”,凝聚地区国家安全共识,以“开放包容的大合作”,消弭拉帮结派的“小圈子”,有效打破美国主导的“小多边”“阵营化”地区秩序。另一方面,要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尤其是寻求妥善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分歧和争端,同时与周边国家携手应对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核问题,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威望。 (三)推进“外线竞争”,积极打造中间地带 要努力和美国的盟友交朋友,如与欧洲、日韩等国努力寻求共识和合作。一方面加强经贸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与其在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议题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有效抵消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联盟战略从无到有,逐渐发展为维护美国霸权的主要工具,如今成为进行大国竞争的主要支柱。当前,美国对联盟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未来也将继续强化其联盟战略,优化整合其联盟体系,尤其是建立阵营化、网络化、嵌套式的“反华联盟”。而且,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很多盟友也积极向美国靠拢,调整其同盟战略和对华战略,同时加强联盟内部和地区联盟间的战略互动,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总体呈现强化态势,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和挑战持续上升,也给亚太地区、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分裂、对抗和冲突的风险。 然而,美国联盟战略既受美国大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影响,也面临联盟内外各种因素的一系列挑战和制约,联盟体系的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中国在应对和慑止美国及其盟友联合施压和军事冒险企图方面仍有空间。随着拜登政府全面实施新一轮联盟战略调整,中国应高度重视和跟踪当前美国联盟体系不断加强带来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做好应对相关安全风险的长期准备。一方面,利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矛盾分歧,对冲化解美国联盟战略调整带来的影响和压力;另一方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及美国盟友之间的合作,防范“反华联盟”的真正形成和国际体系再次陷入阵营对抗与集团冲突。 (作者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