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美国

首先需要对本文的标题进行解释。本文讨论“美国”对“我们”的影响，这里的“我们”不仅指向中国，也指向其他国家，因为正如下文所论述的，这个世界在迅速分化成“美国”与“非美国”。在国际层面，从广义上说，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标准教科书所定义的“美国”，即“本土美国”，另外一个是“国际美国”，即美国通过其本身的力量或者其盟友的影响力在国际的延伸和辐射。对美国霸权来说，尽管其今天的主要对手是中国，但它必须防备除中国之外的所有潜在挑战者。

今天，我们在国际层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人尽皆知了，包括区域冲突（俄乌冲突和以巴冲突）、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将继续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担心和关注，更要找到化解它们的有效方法。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尽管美国并非中国国际问题或者外交关系的全部，但美国毕竟是核心问题。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把中国界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的竞争者（在美国的话语中，实际上类似我们所说的“头号敌人”），并且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努力形成其所说的“全政府模式”“全社会模式”甚至“全球模式”来对付中国。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来误解、误判美国。我之前也强调过，世界上唯独中国不能误解和误判美国，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那就是美国已经把我们当成“头号敌人”了。不过，这也是很多人所担心的。在很多年里，我们一直在误解和误判美国。

如何“读懂美国”？

很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从事“读懂中国”的活动，这很有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读懂美国”。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美国？

今天，人们所认知的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媒体美国”，我们从美国的媒体上所听到、看到的“美国”，抑或是在中国的媒体上所听到、看到的“美国”。实际上，就对美国的认知而言，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总体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不难理解，因为对美国媒体来说，“不是负面的新闻就不是新闻”。美国社会是一个由“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因此，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具有危机感的国家。有人说，这是美国的“霸权感”所致，因为霸权总是认为有其它国家要挑战它。但实际上，这源于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制度安排。在文化上，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有基督教所具有的“原罪”和“堕落感”。这种感觉曾体现在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现在则体现在美国作家们的著述中。就制度安排来说，美国信奉的是基督教的“性恶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是自私的，因此，需要一个分权制衡的机制。美国人在厌恶“党争”的同时也认为“党争”是必须的。两党都会用负面的新闻来批评和攻击对方。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危机感。他们是统治阶级，最大的利益是永久的统治，他们需要美国人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推动国家的进步。媒体更不用说了，如前面所说，媒体信奉的是“负面”原则。这些因素往往加深了“美国危机”的感觉，而对不了解美国的人来说，更具有欺骗感。

事实上也是如此，外在世界也一直都在唱衰美国。无论是其自由市场还是民主政治，美国一直被视为是世界的“灯塔”。不过，2008年美国制造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些年又发生深刻的民主危机，这使得美国这座灯塔轰然倒下了。

我们需要一个“没有媒体的美国”。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个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美国是一个通过考察美国所得到的美国，而非一个“媒体美国”。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内部的变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传统教科书知识，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已经很难再作为清晰认识美国的工具了——因为美国制度的核心或者说其制度的基础设施是资本主义。我们如果要认知美国，就要回答今天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怎样运作、其外部性又是怎样等问题。

美国进入“原始资本主义2.0版”

简单地说，今天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我称之为“原始资本主义2.0版”的阶段。“原始资本主义1.0版”指的是马克思当年批评的资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和资本拥有绝对自由的“疯狂时代”。资本处于绝对自由状态，但劳工没有自由，只有挨饿或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问题。而政府站在资本这一边，帮助资本剥削劳工，因此马克思认为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者。

一边是绝对自由，另一边是绝对的不自由。这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所说的“双向运动”，即一边是自由资本主义运动，另一边是（反向）劳工自我保护运动（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双向运动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最深刻的危机。西方资本主义也因此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向了规制资本主义。规制资本主义内容广泛，既包括针对劳工的福利社会，也包括规制资本活动范围的制度。就思想来说，二战以后至197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可以说是规制资本主义的基础。凯恩斯主义的中心便是内外两个平衡：在内部，是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在外部，是国际贸易的平衡。

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里根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打破了这两个均衡，促成了天平迅速向资本倾斜。就美国内部来说，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收入和财富差异越来越巨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美国社会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时代的“中产社会”转型成为“富豪社会”。就美国外部来说，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越来越巨大。

特朗普主义似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内部给资本更多的自由，外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结果，资本的确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美国劳工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特朗普代表的是传统的产业，对现代产业并无深刻的认识，其政策对美国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拜登政府的目标也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区别是侧重点的不同和话语的不同。对外，拜登只是改变了特朗普的“退群”政策，而对华维持了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对内，学界和媒介所说的、拜登本人所愿意接受的“拜登经济学”也没有对美国人的民生有实质性的影响。这也就是拜登最近少用、慎用“拜登经济学”概念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美国经济还是在根据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和演化。

那么，美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要看今天美国的“原始资本主义2.0版”有哪些表现。如同“原始资本主义1.0版”是资本和政府配合的产物，“原始资本主义2.0版”也是资本和政府配合的产物。

就政府方面来说，最主要表现为基于货币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古典凯恩斯主义的侧重点是财政政府，即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实现内部的充分就业。在外部，表现为国际经济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财政凯恩斯主义在内部导向福利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扩大，在外部则维持贸易平衡（至少在西方世界内部）。但今天的新凯恩斯主义则是建立在货币政策之上的。在内部表现为发钱，即量化宽松政策。新凯恩斯主义的最大影响力在外部，即美国这些通过货币政策（高利率）把世界上最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吸引到美国，使得各个经济体拼命向美国靠近、靠拢，以图红利。这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也影响着所有经济体，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可以说，至少就外部来说，新凯恩斯主义已经导致了一场十足的地缘经济转移运动。结果，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平衡、不稳定了。

就资本来说，最主要表现为规制资本主义的衰落。规制资本主义是西方强政府的产物。但是，今天因为民粹主义的崛起，西方弱政府（仅就内部政治而言）是一个普遍现象。民粹政治导致党争，党争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危机和针对社会的治理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无法顾及资本，更不用说是规制资本了，资本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的自由。无论就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产业来说，尽管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一直在叫嚷着要规制和监管，甚至业界从业者都在要求政府发挥监管作用，但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监管举措落地。

新凯恩斯主义所吸引的资本和财富，以及政治危机所产生的资本的完全自由，这给美国资本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不难理解，这也是今天美国科技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

有何影响？

那么，美国的“原始资本主义2.0版”对美国内部和世界正在产生什么影响呢？结构地看，这和“原始资本主义1.0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对内，收入和财富差异继续拉大，社会继续分化，民粹主义盛行，政治分裂加剧。这也是美国今天的现实：科技在快速科技进步，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民粹主义方兴未艾，而党争使得很多美国人开始怀疑是否会发生另一次内战。

不过，最大的风险在于外部。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是多元的，帝国主义也是多元的。帝国主义之间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分权制衡”。但现在则不同，美国独霸世界。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今天世界的竞争只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他国家，无论是其他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都正在快速失去和美国竞争的能力。在决定世界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更表现为“一神教”，其他国家即使想发展，也只能从美国的逻辑那里得到一些延伸。

很多人已经观察到，美国对多边主义甚至区域主义并不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处于一国独大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出现了“美国”和“非美国”之分。“美国”正在扩大，从“本土美国”向“世界美国”扩大。一旦地缘经济学取代了传统经济学，这种趋势将不可阻挡。美国人的“理想”一直是“要么是我的朋友，要么是我的敌人”，而美国的科技发展正在辅助美国实现这一“理想”。

如果美国独霸人工智能这个趋势不能逆转，那么在可见的未来，世界就只有“美国”与“非美国”之分。对“非美国”人民来说，都是飞机上的旅客（passengers in flight），命运掌握在美国资本的手里，而并非自己的手里。

如何应对？

对我们来说，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如下几个问题是不得不思考的。

第一，如何“止戈为武”。既然美国已经把我们界定为“头号敌人”，那么如何遏制美国对我们利益的损害呢？或者自我保护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追赶美国。我们并不想战争，但阻止他人使用“戈”的方式就是自己需要拥有这种“戈”，甚至更好的“戈”。

第二，如何在全球层面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制衡？应当意识到，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能力对美国构成制衡的便是中国。相较而言，在所有“非美国”国家中，中国拥有最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具有最强的能力。问题在于，美国的焦点在于“矛”，而我们的焦点在于“盾”。如果我们只继续关注“盾”而忽视“矛”，那么在未来将很难抵御美国的“矛”。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需要解决很多内部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政策层面的问题。我们曾经和美国旗鼓相当，但现在差距正在被拉大。

第三，是否需要思考在“国际美国”和“非美国”之间作一种权衡？美国今天把中国界定为“头号敌人”，但说不定哪一天美国会把另外一个国家界定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的“敌人”帽子是根据其利益来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不需要把美国视为“敌人”，更需要动态地来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即使处于“非美国”，我们依然会有空间来平衡美国，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资本想“奴役”的不仅仅中国，而是全世界。

（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