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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春强:“百年变局”如何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特点面面观
发表时间:2024-02-22 22:06 来源:国际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和运行模式的变化,呈现出多方向、多速度、多领域的态势与特点。1、在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博弈将是国际经济秩序和格局变化的主线。2、在国际经济治理层面,美西方主导权逐渐松动下滑。3、区域一体化从未止步,东亚、北美、欧洲三大市场深耕内部建设。4、美西方试图重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5、国际产业竞合的新热点转为数字平台经济、绿色低碳科技。6、东西方之间传统的意识形态分争已经部分“外化”为国家利益、资本流向、经贸市场的争夺。7、中国“全面型制造中心+超大规模市场”逐步完善,与全球市场内外效应“互溢”越加明显。

总体来说,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两层涵义。一方面,要关注棋盘上“都有谁”。需着眼于国际经济的主体结构、关系格局,既包括并行运转的各个经济体,也包括相对力量的强弱态势,如主导者与附属者、核心与外围等关系类型。另一方面,要观察棋局“怎么玩”。即了解国际经济赖以运行的规则制度、循环模式,由此可以划分出制度与标准的制定者与追随者,以及相互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各种范式。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和运行模式的变化,呈现出多方向、多速度、多领域的态势与特点。

(一)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美博弈将是国际经济秩序和格局变化的主线。美国打压中国不仅仅是“老大”“老二”的地位之争,如果失去经济主导权,美国金融资本全球收割将不再轻而易举,其“立国之本”将难以为继。当前,美国倾向于不再用“资金+技术”与中国“市场+制造”相交换,双方各具核心优势,各立影响范围。总体看,美国综合优势仍在。由于全球性议题的不可分割性,未来中美之间发生全面经贸战可能性不高,更常见的是局部性、低烈度摩擦。美对华“紧基调”“轻接触”将循环反复,双方总体将维持“脆弱平衡”。从中美博弈外溢影响看,全球高增长时代基本结束,西方中高通胀将长期伴随。

(二)在国际经济治理层面,美西方主导权逐渐松动下滑。“布雷顿森林体系”整体运作几十年,国际经济秩序终于达到“超级全球化”的高潮,但这也成为一系列新问题的起点。“发展赤字”“规则赤字”“治理赤字”在原有体系框架里始终无法根除,甚至愈演愈烈。由于各方利益冲突和理念分歧,在诸多领域难以达成共识,类似历史上英、美那样的单一“领头羊”角色或将缺位,中美将保持国际经济治理的“模糊平衡”。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力图维护原有国际地位,众多第三方国家不愿“被选边”,采取议题分别合作的方式,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全球南方”凭借资源、市场的整体价值链地位,向发达国家反向争取发言权。新兴经济体随着发展阶段递进,内部诉求可能出现分化。国际多边架构在各方博弈中缓慢重塑,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全人类议题仍具有召集功能。

(三)区域一体化从未止步,东亚、北美、欧洲三大市场深耕内部建设。新冠疫情和大国博弈推动产业链加速重构,“友岸”“近岸”风行一时。新型FTA从“地理接近型”向“制度相似型”转变,关注重点从下调关税转向全产业链整合。在区域合作框架内部,各方寻求最大公约数,但不再对外部所有国家开放大门。一些新型区域经贸合作协定条款超越传统FTA,国家安全、经济产业安全、社会稳定等领域比重加大,以求高标准、全覆盖、可持续地增加区域内综合性利益。另一方面,比较优势规律仍起作用,各大板块间的经贸联系无法长期被人为割裂,WTO改革将保持市场化合作的大方向共识,不会退回到“丛林竞争”状态。

(四)美西方试图重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同于“冷战”时期两大集团平行体系,当前全球市场和技术体系的统一性,决定了各方还要继续“面对面”打交道。如此,竞争与合作所依托的规则本身已成为博弈焦点,围绕规则制定以及执行能力展开较量。发达国家阵营瞄准规则改变,蓄势整合,旨在重获竞争优势。尤其是,美、欧、日等围绕数字经济等新型规则已全面布局,美国政策重点从市场准入等进攻性目标,转为优先保护和封闭本国市场。“新一代规则”体系呈现出新特点,一是“政治属性”上升,竞争中立、国企条款等“意识形态”因素嵌入,二是“社会属性”加深,规则焦点从传统边境线关税议题,深入到边境内部治理范畴,涵盖妇女、劳工等社会议题,减排、“双碳”等前沿目标。

(五)国际产业竞合的新热点转为数字平台经济、绿色低碳科技。数字经济异军突起、渐成规模,数据流通成为规则博弈焦点和难点。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升级成为趋势,数字货币在多国成为“技术创新”重点选项,但也引起对“货币主权”、经济安全的高度警惕。科技突破冲击了原有秩序和格局,人工智能和算力竞赛具有自我升级的特点,使得“强者越强”“赢家通吃”,落后国家数据鸿沟将拉大。“安全”与“发展”目标在大国宏观经贸政策中同框并立,各国按制度体系、市场结构,构建集体或个体“防火墙”。全球产业链各环节皆呈现动态竞争。粮食、淡水、能源重要性凸显,“绿色发展”所必需的关键矿产资源战略地位上升,引发各方激烈争夺。

(六)东西方之间传统的意识形态分争已经部分“外化”为国家利益、资本流向、经贸市场的争夺。各方在制造力、资源力、创新力上争夺全球价值链位置,市场成为最宝贵资源。美西方对中国打压、对俄罗斯制裁,在深层次上凸显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冲突和对决。美国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大量引入产业政策,试图再造一个“新市场”,但困难重重。从西方国家内部看,政府、资本、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趋于复杂和深化,国家深度参与利益分配,网络巨头之争由国家背书,跨境税收成为各国政府间博弈焦点。一些巨型企业对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越发突出,其功能“越界”也引发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资本谋利的边界需要重新定位。

(七)中国“全面型制造中心+超大规模市场”逐步完善,与全球市场内外效应“互溢”越加明显。作为全球制造“超级节点”,中国已经初步打造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伙伴共赢的机制“土壤”。大国博弈和疫情冲击下,“中国+1”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普遍选择。美西方从规模、结构、动能等层面将中国视为威胁,一再进行“脱钩”尝试,但经过几轮博弈和新冠疫情“实验”,多方已经理性认识到,国际产供链竞争不是下“象棋”,要“将死”对方,也不是下“跳棋”,把对方地盘占领,而是下“围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优势“领地”,但是,一定要有“棋眼”,如果核心竞争力不够,“出局”是必然结局。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特征的中国道路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独特意义在于,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开辟广阔新天地;从生产关系协调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特征的赶超型道路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走出新意、避免“美式”缺陷提供新选择;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在长期承受“污名化”的背景下,能够有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一带一路”“三大倡议”等中国特色的经济战略、理念路径已经成型,中国全力推动开放、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道路,不追求颠覆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积极探索有利于共同创造经济增量的新机制、新定位,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世界性问题的解决。

(作者为现代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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