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新冠疫情、供应链运转不畅、碳达峰与碳中和行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叠加影响，全球矿产资源的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特别是与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的关键矿产供给严重短缺，导致国际资源价格巨幅震荡，部分关键矿产价格曾创历史新高。关键矿产的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抬头。

主要表现形式

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通常以实现强化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提升资源价值为目标。与传统资源民族主义不考虑海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主要采用直接或间接的资产征用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不同，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政策的严厉程度明显减轻，主要采用提高税费等政策，即使采取国有化或重新谈判合同等猛烈手段，但基本仍尊重已有的采矿合同。具体来说，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是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最为常用的方式，对矿企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程度相对较轻。在矿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和矿企利润显著上升的情形下，东道国政府提高税率或特许权使用费率，实质上是与国际矿企分享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额收益。近年来，许多资源国对本国矿业法进行修订，大多通过设置额外税种和提高税率等方式增加投资者的税收负担。

坦桑尼亚于2018年实施了新矿业法，提高了黄金、铜、白银、铂金、铀的特许权使用费，要求政府持有采矿项目16%的股权。刚果（金）于2018年要求本国公民持有矿企10%的干股，并将资源税率由净销售收入的2%提高至毛销售收入的3.5%，还对暴利征收50%的税收。赞比亚于2019年提高了铜矿的特许权使用费，对贵重矿产征收15%的出口税。此外，南非、加纳、智利也都提高了矿业税或者对部分矿产超额利润的征税，巴西北部的帕拉州、美国内华达州、澳大利亚、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或准备提高部分矿产和金属的税率，或者对其征收消费税或租金税、出口关税等。

二是实施征收或资产国有化。征收或国有化是资源民族主义最为猛烈的手段。一旦资产被征收或国有化，国际矿企在东道国的矿产权益可能会损失殆尽，不过这类行为较为少见。赞比亚政府2019年5月以非法减产和解雇工人为由，宣布印度韦丹塔资源违反了许可证条款，任命清算人接管其控制的康克拉铜矿，又于2020年4月威胁吊销总部位于瑞士的嘉能可运营的莫帕尼铜矿的牌照。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于2021年对加拿大森特拉公司的旗舰项目库姆托金矿实行直接征收。吉尔吉斯斯坦还于2022年6月实施新版矿业法案，要求仅向国家占股至少2/3的经营实体和国有企业授予采矿权；在拍卖或竞标中获得大中型金矿开发权的法人或自然人，必须在吉设立法人实体，且实体中国家参股不少于30%；在产品分成协议中，国家份额不得低于30%。目前，广受关注的南美国家的锂矿国有化政策较为温和，基本上尊重现有的采矿合同，国际矿企的利益损失主要体现在丧失新的投资机会。

三是重新谈判或停止已有合同。重新谈判现有合同是资源国提高其矿业利润分配比例的一条重要途径，如提高政府的股权份额、跨国矿企承担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义务等。相对于重新谈判，停止执行已有合同的政策更为严厉，跨国矿企面临的损失更大。印尼政府于2018年8月与美国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西班牙力拓集团达成协议，自由港放弃对全球最大铜矿和金矿之一的格拉斯伯格铜金矿的多数股权，印尼国企阿萨汉铝业获得了51%的股份。巴布亚新几内亚于2020年4月决定不批准中国紫金矿业与全球最大黄金生产商巴理克黄金公司所持有的对波格拉金矿特别采矿权延期20年的申请，理由是资源开采管理方式调整以及该矿对当地社会和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塞尔维亚政府迫于环保抗议压力，于2022年1月撤销了力拓投资的贾达尔锂矿项目，并吊销其锂矿勘探许可证。墨西哥政府于2022年2月决定不再向私营公司颁发锂勘探和采矿许可证，很可能不再允许外国企业开发锂矿，这将使赣锋锂业的索诺拉锂矿项目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四是限制或禁止原矿石出口。目前，限制或禁止原矿出口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为谋求参与全球矿业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印尼近年来陆续禁止多种原矿出口，要求金属矿产必须在国内完成高附加值工序后才能出口。印尼在2018年要求出口的锡矿中的锡含量至少要达到95%，并陆续宣布限制镍矿石、铝土矿等的出口。印尼的镍出口限制政策取得了成效，迫使海外企业加大对其镍相关产业链的投资力度，推动了镍加工行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印尼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不锈钢生产国，在清洁能源制造领域也开始起步，LG化学等国际著名新能源电池企业已经开始在印尼建立生产基地。印尼禁止原矿出口政策产生了示范效应。坦桑尼亚、菲律宾、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缅甸、苏丹和印度也都在推动逐步限制一些关键矿产品的出口。澳大利亚正在探索在本国建立处于关键矿产价值链中游环节的加工企业，2021年发布的《资源技术和关键矿产加工的国家制造业优先路线图》充分体现了这个战略意图。

五是探讨建立产销联盟。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三个锂资源丰富的南美国家（“锂三角”）正在讨论效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建立“锂佩克”组织，以协调三国锂矿的产量并联合制定销售价格。这个组织如果最终得以组建，将对全球锂资源的供给和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不排除“锂三角”国家会吸收其他产锂大国如澳大利亚的加入。不过，“锂三角”国家的锂矿经营不完全由政府控制，这将限制其调控锂产量和价格的能力。

加剧关键矿产资源供应不确定风险

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阻碍了关键矿产国际贸易投资的有序开展，不利于全球矿业投资和产能的稳定增长，加剧了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的不确定风险。提高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重新审查和谈判已有合同，会推高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的成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益构成严重负面影响，挫伤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限制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矿业，提高矿业投资门槛，不利于矿业的投资和产能稳定；强制征收外资矿业权益资产并实行国有化经营，会显著降低资源国矿业的勘探、开采和经营效率，加剧关键矿产的供给短缺矛盾，形成资源民族主义和关键矿产价格之间的正向螺旋上升；禁止原矿出口，会破坏矿产品贸易秩序，影响关键矿产精炼加工企业的原材料可获得性和生产经营稳定性。资源民族主义的兴起，将强化各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增大地缘政治风险，致使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问题成为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前沿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引发资源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一个重要诱因是矿产开发收益在跨国公司与资源国之间分配不平衡，资源国获益较少，跨国公司获益较多且将环境破坏的后果留给东道国承受。资源国借矿产价格大幅上涨之机提高税费、要求将更多的精炼加工环节留在国内等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近两年来一些发展中资源国经济因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爆发陷入困境，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发展中资源国民族主义行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