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矛盾非常复杂，涉及民族、宗教、领土和历史等多方面问题。从中东历史看，巴以冲突是一个长期问题，并非现在发生的突发事件，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之间长期矛盾和积怨的产物，有时和缓，有时激烈，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循环性，只不过当前阶段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整个中东地区较为和平。伊朗与沙特阿拉伯这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出现关系缓和迹象，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缓和，出现了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巴以冲突可能不再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中东地区出现上述局面，虽然备受外界欢迎，但对长期敌视以色列的哈马斯而言，并不乐见。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哈马斯针对当前中东局势作出的反应。由于极其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完全解决巴以矛盾难度很大。但是，为了避免新一轮冲突加剧和外溢，国际社会需要通力合作，力争实现一定时期的和平。

尽管新一轮巴以冲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截至2023年年底，冲突对区域和全球产生的经济影响相对有限。巴以冲突陡然加剧，导致国际油价明显上涨，但随后油价快速回落，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冲突的影响可能不会由双边外溢到区域，尤其是不会外溢到整个中东地区。众所周知，石油价格确实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油价暴涨并维持一段时间，那么肯定会增加经济运行成本，加剧通货膨胀，进而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较大冲击。然而，国际油价短期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尽管从经济上看，目前冲突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大，但是冲突对主要经济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

新一轮巴以冲突冲击了美国的中东战略。为了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美国长期将控制和稳定中东地区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重点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推行“大中东颜色革命”，不断扩大盟友范围。这里的“颜色革命”是指美国基于霸权地位进行的“颜色革命”，而非基于意识形态进行的“颜色革命”，也就是在中东地区支持相关力量推翻反美政权。从这一方面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对美国的总体影响并不大，美国持续推动“大中东颜色革命”的战略不会改变。

二是确保以色列安全。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特殊，在中东地区形成了牢固的安全保障同盟关系。换言之，确保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石之一，是其极其重要的底线。新一轮巴以冲突给美国敲响了警钟，未来美国可能会将中东地区作为战略重点，从而确保以色列安全。

三是保障能源安全。从能源角度看，美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少量石油，但基本上不进口天然气，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程度已经很低。尽管如此，作为霸权大国，美国仍将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其重要责任之一。中东地区有两条重要通道：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个是苏伊士运河。从能源通道安全角度看，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得美国难以尽快从中东地区抽身。原因在于，尽管美国不依赖中东能源，但自认为是“世界领袖”，具有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的责任。总体而言，新一轮冲突对美国造成较大冲击，将迫使美国推迟从中东地区撤出军事力量。

新一轮巴以冲突可能给俄罗斯带来有利影响。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俄罗斯长期与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博弈，早已直接介入中东事务，例如，与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建立紧密关系，开展能源合作，帮助伊朗等国应对西方制裁。新一轮巴以冲突为俄罗斯进一步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更多机会，预计俄罗斯在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逐步提升，对美国中东战略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使得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度下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得不将精力转移到以色列安全上。乌克兰危机被淡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或将趋于乏力，相关经济援助也备受质疑。俄罗斯承受的国际压力大大减轻，这对俄罗斯而言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利好。

从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角度看，欧盟对中东地区油气资源的依赖十分严重，尤其是在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情况下，欧盟对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大，因此欧盟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担心巴以冲突恶化的地区。欧盟希望尽快解决冲突，避免冲突产生外溢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涉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苏伊士运河则涉及埃及和土耳其，一旦冲突外溢，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可能卷入其中，那么中东地区的航行通道可能出现较大问题。欧盟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上述能源通道一旦出现问题，将对欧洲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从能源安全角度看，欧洲国家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关注度要高于美国和俄罗斯，其非常不希望冲突产生外溢影响。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欧盟或将对以色列进行约束，防止以色列进一步扩大冲突，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施压，避免伊朗过度介入冲突。

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对中国影响有限，但需关注冲突导致油价上升的潜在风险。从能源角度看，目前新一轮冲突对国际油价的影响暂且有限，因此对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影响也较为有限。然而，中国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从中东地区进口大量油气，如果冲突导致油气价格过快上涨，则不利于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在中国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还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文章转自“国际经济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