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正在动荡中加速演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对这些“变”，一个高度凝练的概括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笔者认为，这里的百年变局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百年之变，而应该是五百年之变，“变”的核心主要在于“东升西降”。

“地理大发现”开启西方五百年优势

世界格局一般取决于国家间力量对比，过去500年来的局势恰恰是西方力量一直处于领先甚至主导地位。为什么是从500年前算起呢？因为西方这种优势主要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即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1522年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那时候起。

“地理大发现”给西方带来两大优势。一是知识优势。它们对世界的了解较之当时的东方变得丰富和领先很多。二是资源优势。西方本来就有殖民传统，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以后立即开始大规模殖民并在较短时间内占据南北美洲、澳洲、非洲和乌拉尔山以东的北亚等地区。欧洲面积只有大约1000万平方公里，而在殖民扩张之后染指或占据的范围在地理上差不多相当于11个欧洲。与之对应，欧洲掌控的资源大为扩展。地盘和资源急剧增加而人口没有相应程度的增长，就导致了人力相对不足，进而推动欧洲寻求发展机器并一步步走向工业化，逐渐以较早的工业现代文明领先东方相对落后的农业文明，西方工业社会也对东方农业社会形成“降维打击”。

“东升西降”带动世界进入“大争之世”

西方因为“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超越东方并主导世界，构成过去500年来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但进入本世纪后，这种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东升西降”态势。“东升”主要就是三支力量。其中首要也最受关注的当然是中国，另外两个则是印度和东盟。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将之简称为“CIA时代”，即中国（China）、印度（India）和东盟（ASEAN）的时代。虽然拉美、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西亚、中亚等这些广泛意义上的东方力量还未全面崛起，但以“CIA”为标志的亚洲时代到来，已足够撑起“东升”局面。

“西降”则主要表现为两支力量相对走弱。西方的主体通常是指美国、西欧和日本。目前美国的相对实力依然很强，但它的“左膀和右臂”即欧洲和日本都在出现明显走弱。作为欧洲主体的欧盟于1992年2月7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宣告成立，当时初始15个成员国GDP总和高于美国，而现在扩员到27国后，欧盟GDP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也排在中国后面——2022年美国GDP25.5万亿美元，中国约合18万亿美元，欧盟加起来只有16.7万亿美元。除了在经济总量上表现乏力，经济结构上也面临短板和困境，比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不少新兴产业目前主要呈现为中美竞争态势。美国风险投资机制拥有较为长远的战略眼光，较早就在这些领域下注直到现在收获果实，随后中国主要科创企业立即跟进并快步追赶，而欧洲目前几乎没有动作。

日本经济乃至综合的国际影响力下降也较明显。2021年日本GDP大约5万亿美元，去年因为日元贬值等因素降至4.23万亿美元，具体到人均只有3.7万美元，已经低于发达国家人均GDP标准4万美元。而且日本经济未来增长潜力堪忧，日本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持续集中在汽车和能源等少数领域，使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优势产业分布上稍显失调，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更是力有不逮。

这就是当前西方世界内部的一个概况。而在“左膀右臂”走向衰落的时候，美国不是施救而是进一步“割韭菜”。

东方“CIA”三支力量上升而西方欧日两支力量相对下降，让世界正经历百年变局并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就更明显了。如前所述，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往往导致世界格局变化。过去由西方主导的秩序和格局走向消解或变革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大国竞争加剧。借用中国古话就是“大争之世”开始，就像中国历史上西周结束转入东周列国时代，各诸侯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和谋划来求生存发展，天下就此进入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时期。以此类比，当今国际秩序与世界格局就相当于进入了世界意义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这种“大争之世”，关键还是要看最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国家或行为体如何发挥作用。

欧洲的选择对未来世界格局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或行为体当数六方，即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加上印度和日本。但这六方还有分层，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是中美俄欧四家，印度和日本目前相对仍然稍弱。那么观察甚至预测世界格局演变趋势，一个重要视角就是考察中美俄欧的关系走向。

目前来看，其中的中俄关系表现稳定，目前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其他几对关系中，中美和俄美之间各有竞争博弈甚至激烈对抗。因为乌克兰危机尤其俄乌冲突爆发，欧俄关系处在历史低谷，欧美跨大西洋关系较之前些年有所拉近，但欧洲在中美之间还未明确倒向美方。一是因为中欧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较之俄罗斯甚至美国，中国在战略层面对待欧洲最为真诚，法国等一些老欧洲国家对此有所体认，而且中欧在不少问题上立场接近。毕竟，老欧洲是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发源地，至今仍具有强烈自尊，一直有着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诉求。相对于美国试图把欧洲当枪使和对它的颐指气使，中国对欧政策保持长期稳定，始终视欧洲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一极。

总体来看中美俄欧四方之中，中美竞争加剧、俄美对抗升级以及中俄关系持续提升，都可视为恒量，主要的变量或不确定性来自欧洲。欧洲如果彻底与美绑定对抗中俄，就将极大推动“新冷战”的发生。相反欧洲如果保持战略清醒，“新冷战”就打不起来。

维持中欧关系稳定机遇挑战并存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它虽追求战略自主但深感因为传统和现实因素抵抗不住美国的控制和施压，亟需借助一定外力。放眼来看，欧洲能够借助的主要外力中就包括中国，恰好中国又支持欧洲追求和保持战略自主，这就构成了某种战略共识。

除了战略层面有契合点，中欧在不少具体领域也有广泛共同利益。经济层面，随着中国持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双方竞争因素虽有所上升，但仍保持高度互补性。欧盟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中欧一直有着较为良好的经济共生关系。对于世界多极化和诸多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双方也有相似立场。比如在欧洲本土，对于推动俄乌冲突走向停火乃至最终政治解决，中欧立场大体趋同；再如中东地区，中方调解伊沙矛盾有助于促进地区稳定，而中东稳定对欧洲来讲意义重大，可以有效缓解难民危机以及恐怖分子输入等难题。如此等等，中欧不但没有直接冲突，还对世界诸多地区和热点问题拥有共同立场和利益诉求。而在相关全球性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双方在气候变化、医疗、科技、世贸组织改革等诸多议题上都有共识和合作基础。

总体而言，在很可能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特征的中美俄欧关键四方之中，欧洲是一个关键变量，在美欧没有彻底绑定的时候提醒并推动欧洲保持一定战略自主至关重要，欧洲内部这方面的声音也较强烈。接下来就要看中欧双方具体怎样去做，能否基于既有战略共识、共同利益诉求以及诸多领域合作前景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当然，欧美毕竟是长期盟友，这决定了中欧关系发展很难完全摆脱“美国因素”的干扰和阻挠。欧洲内部也有所谓“大西洋派”尤其是个别新欧洲国家从中作梗，这使欧洲以一个整体追求和实现战略自主并不容易。

另外，欧洲在经济和其他一些方面的能力短板也使它的战略自主之路更加崎岖。而中欧之间存在诸多契合点和合作点的同时也有分歧，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进一步推进，双方竞争的一面可能还会上升；欧盟官方对华政策文件至今仍以所谓“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分法定位中国角色；欧洲一些政客在涉疆、涉藏等所谓人权问题上也跳得很高，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总之就是在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格局的“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知和思维也需随之调整。在这个“大争之世”，中美俄欧四方至关重要，它们之间关系也很微妙。从结构上讲，维持稳定的中欧关系，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对中欧双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大有裨益。引导欧洲这个关键变量发挥积极正面作用，既有有利条件也有挑战性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展现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发展的坚定意志以及达成这个目标的高超能力和技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