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的中国之行并未减轻战争风险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北京之行，只是乔·拜登总统选择不促进对话或深化专家理解的决策中的一个小插曲。这并未阻止美国滑向战争的趋势。

在乔治·W·布什、巴拉克·奥巴马和部分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下，中美两国都建立了大规模的官方交流机制，特别是通过战略经济对话（布什）、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特朗普）。众多高级官员常常会面。

这些对话虽然没能解决像台湾或知识产权这样的重大问题，但它让双方官员有机会理解彼此，并且学会如何管理分歧。

当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中国坚定地保持与美国的沟通，并尽力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中国学者认为这种盛情款待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特朗普对此最初的回应是赞赏，然而，随后特朗普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对话中断了，而拜登选择了永久性地放弃已经制度化的对话。布林肯此行则是对这个决定的微调，它也稍微缓和了他在首次与中国官员会面时故意展现出的冷淡态度。

美国总统历来都会确保他们的内阁中有一些对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高级官员。没有哪位冷战时期的总统会缺少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科克罗夫特这样的顶级专家。

乔治·W·布什在很多方面的外交政策可谓失败，但是，在财政部的汉克·保尔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卓越CIA中国专家丹尼斯·怀尔德的引领下，他成功地权衡了两岸关系，最终在两岸都赢得了赞扬。

然而，奥巴马打破了内阁层面拥有中国专业知识的传统，特朗普也继续沿袭了这一做法。拜登的表现则更为突出，他宣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交威胁，却未任命任何具有高级中国专业知识的人士。他的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是专注于中东和欧洲的职业人士；他的国防部长则聚焦于中东。

拜登的驻华大使也是一名中东和欧洲事务的职业官员。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领导人并没有与中国的直接经验，却因错误地主张基于一种假设——即美国与中国的交往预设了交往会使中国民主化——而声名大噪。

其中的一些官员，如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的确表现出色，他们运用自身的欧洲专业知识积极抵抗俄罗斯的侵犯。但是，设想一下，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CEO宣布谷物是最大的机遇和竞争威胁，接着却任命所有谷物相关部门的领导者为汉堡专家。

在领导层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情报和国防部门的官员表示，现在对任何具有中国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授予安全许可已变得极为困难，以至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视而不见。在两国之间搭建桥梁的学者和商业领袖感到恐慌，许多人正在考虑离开美国，赴中国发展。甚至包括两位最亲美的国际关系学者和一位由吉米·卡特亲自邀请的教授在内的一些中国访问学者，在美国的移民审查中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待遇。

简单来说，拜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在战略需求与领导技巧之间的不协调，对专业知识的轻视，以及对制度化对话的部分解职，还使其恶化。任何周末的行程都无法缓解这些根本性的现实。

这些后果的放大在于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特朗普总是寻求达成交易（尽管这个交易可能被误解）：贸易战是关于贸易问题，如果北京采取特定行动，贸易战会相应地缓解。然而，拜登并未提出任何交易，只是升级制裁。

鉴于有大量证据表明钢铁和铝的关税对美国的伤害比对中国更大，提高了价格，并造成美国几十万的就业岗位流失，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以“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为口号的总统会撤销这些关税。然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表示，这些关税对于保持对中国的“影响力”是必要的。当然，伤害美国超过中国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华盛顿似乎经常对世界如何看待其对中国的政策感到困惑。例如，布林肯和拜登经常宣布与拜登6月9日声明相似的观点，即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债务和没收项目”。特朗普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类似地描述了“一带一路”。

那些常常将中国的发展援助与华盛顿的教诲或其无所不在的特种部队相对比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知道这是错误的。每一个研究中国的专家都知道，对1100个中国贷款的研究发现，没有一次是中国因为债务问题而没收抵押物的。

美国总统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是他在系统地散布错误信息？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很多政策都持否定态度。例如，许多人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问题在于美国试图包围和破坏其对手。因此，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在对俄罗斯的美国制裁问题上，都与中国保持一致。

最棘手的问题是台湾。亨利·基辛格警告我们，我们正在走向台湾问题的战争。拜登政府完全拒绝了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成功谈判的和平妥协。拜登正打破原有的共识。

佩洛西窜访的严重后果，在小布什时期甚至都不可能出现。拜登身边并无一位高级顾问深谙此类事宜。布林肯和沙利文的行动基于他们对中国应有的理论反应，而非对实际中国政治的深入了解。

实际上，华盛顿的极左和极右始终痛恨妥协。由于国内因素，实事求是的中间派已经瓦解，自以为是的意识形态者占据了国会的主导。无论是布林肯的访问，还是满是外交修辞的空话，都无法阻止战争风险回到1972年之前的状态。

拜登由务实的中心派选举产生，但他并无中国团队，没有中国政策，也缺乏战略愿景。他应警惕，即便是承担微小的风险，历史也可能因此记住他，作为第一个无意间选择世界大战的人。布林肯的访问和微妙的语气变化无法解决问题。

（作者威廉·H·欧伟伦William H. Overholt，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曾任兰德公司亚洲政策主管，著有《中国成功背后的危机》，文章转自“尚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