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以来，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间软硬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主要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国际力量结构，以及总体上得以持续的全球层面大国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已面临实质性变端。取而代之的则是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彼此竞争、对立、对抗，大国间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急剧上升。而大国对抗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抗性效应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的扩散蔓延，在关键热点区域的竞争对抗尤其明显。

大国博弈进程中的区域化秩序构建

当前，美国重新强调大国竞争，重拾冷战对抗思维，企图复制其在20世纪中后期的冷战对抗做法，公开渲染国际政治身份差异，全力煽动国际政治经济观念的对立与对抗，国际社会日益显现出阵营化撕裂和集团化对抗趋向。在霸权国家维护霸权的政策日益出现激进性变化的大背景下，总体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其中霸权国家对崛起国家的打压构成当今世界的最大动荡来源。霸权国家挑动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阵营化区隔对立态势明显强化。陆地、海洋、空间、网络、太空等诸多传统或新兴地缘政治空间博弈态势出现重大变动，网络、太空技术加持下的陆权与海权对抗构成新的拓展形态的地缘政治大博弈，这也使当今世界动荡变革加剧以及大国博弈迈向新空间和新形态。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认为，目前世界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再也无法乐观地设想通过民主与自由市场的全球传播而造就一个其想要的世界，结果不仅仅是一种多极权力，而且是一个日益冲突的现实构成的世界。面对这个西方国家再也无法独自掌控的世界，基辛格认为，当今时代的政治家必须要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融入“共同秩序”，否则，甚至可能出现“比国家之间的斗争更具破坏性”的“区域间的斗争”。基辛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国际政治矛盾演进的机理和趋势。如中国学者张宇燕所说，当国际格局呈现多极化态势，大国竞争加剧，经济全球化受阻，区域化提速甚至可能在世界上出现由几个全球关键大国分别主导的平行体系，乃至出现那些突破地域限制、试图以社会经济制度等作为组群标准的平行体系。这种平行体系在国际经济意义上体现为“脱钩”运行的平行市场，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则显现为不同大国主导的区域秩序。

按照批判地缘政治学说的观点，区域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边界不断变动的社会空间，是由某种政治实践活动塑造和再造的空间。所谓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就是指形成一个区域的过程和行动。一个人类生活在其中并相互影响的特定区域，有地理空间、历史空间和意识空间三层含义。区域是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一个国际区域，是整个国际社会或系统的组成部分。按照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的观点，一个区域的构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共有的特性、成型的互动和共享的看法。区域秩序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区域秩序是指区域各国间的权力格局，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利益需求、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价值而产生的一种规则与目标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区域机构与制度安排，尤其是区域政府间组织是构筑区域秩序的重要载体。其次，表现为某种规范、价值、目标、愿望被区域各行为体所共同接受，各行为体具有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其行为受共同的价值与目标的约束。最后，一定程度上是区域认同而不是权力因素制约着区域合作与区域国家间行为。在行动层面上，区域秩序表现为区域各行为体之间的规则交往与互动，以及获得广泛认可的区域一致行动。

区域秩序的竞争至少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空间竞争形态，一种是不同地理空间秩序间的竞争，另一种是同一地理空间内不同秩序间的竞争。在这种区域秩序的竞争中，主导国家的领导力、秩序覆盖区域的空间范围、秩序理念中的战争与和平基本取向、秩序机制的深度与可行性、秩序凝聚力大小、秩序解决自身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区域秩序竞争或区域化秩序构建的结果，并最终决定大国竞争博弈的结果，因此，这种区域秩序竞争对大国竞争博弈极为关键。冷战时期的美苏斗争实际上即表现为美苏主导的两个平行体系和两种区域秩序之间的斗争。美国领导西方阵营构建了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区域秩序；苏联也试图领导苏东阵营形成具有自身政治特性的区域秩序和机制，不过苏联领导下的苏东阵营因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始终处于一种巨大的张力之中并最终走向了分裂。可以说，冷战期间两种区域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昭示出大国对抗博弈中区域化秩序构建的重要意涵。

当下美国着力构建印太区域秩序的基本意图

多年来，美国不断声称自己是亚太国家，不断强调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和亚太秩序的维护者，精心挑选、诱导拉拢区域盟友伙伴，持续强化区域化联盟遏制战略，将大国竞争前沿阵地推进到中国周边地区。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转向亚洲”，开始强调其亚太国家身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围绕中国大陆精心构筑“亚太弧”，到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并公开抛出以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为支撑、以遏制中国为首要目标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以自由主义为旗号运作“印太战略”，并不断打造美国主导的各种层次区域机制网络，同时显露无遗地在其经营的区域机制中排斥中国影响，强行把所谓“中国威胁”和“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观念注入其盟友体系之中。美国在所谓“印太战略”运作中反复塑造、持续推进美国及其盟友的共有特性、成型互动，甚至强加形成所谓的“共享看法”。

美国政府决策层及两党越来越就量身打造一个亲美遏华的印太区域性地缘战略框架形成政治共识和战略共识，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吸纳更广泛的亲美力量资源，不断拉拢中间力量，以阵营化力量强化美国的地位和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在中国与友华国家关系中打入“楔子”，以期达到阻滞中国发展活力、减弱中国影响、削弱中国实力的目的。经济上强调所谓“中国威胁”，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筹建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小多边”、排他性机制，使美国的主要盟友伙伴跟随美国一起与中国经济“脱钩”，致力在印太区域重建一种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经济秩序”，确保印太区域的经济活力支撑美国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军事上大力强化和盟友伙伴之间的军事联系，通过驻日、驻韩、驻澳、驻菲等本地化美军力量强化与联盟的军事捆绑，通过基于盎格鲁—萨克逊认同打造的“奥库斯”同盟、“五眼联盟”等核心同盟机制带动更广泛联盟安全机制构建，逐步推动形成美国与其条约盟友军事安全上的全面合作机制。对于新兴伙伴则尽力通过常态化的军事接触、机制性防务贸易与技术合作、频密的联合演训，以及深度发展的后勤援助、电子通信、信息共享合作与互操作性安排形成相互信任的安全合作关系，并与核心盟友一起进行多线互动，构建美国主导的区域军事安全一体化合作体系，并通过频繁举行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对抗演习来强化美国与其区域盟友伙伴的身份意识。政治上日益强调美国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盟友国家间的共同价值观纽带，公然鼓吹美国领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同时公开地给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贴上所谓“威权国家”“胁迫外交”的标签，企图以“楔子战略”瓦解破坏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密切政治交往以及东亚国家间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制造区域紧张态势，恶化区域安全氛围，日益明显地造成区域国家的分裂与对抗。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写道：“美国的目标是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对美国、对美国盟友伙伴及其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最有利的影响力平衡。”

美国区域化秩序塑造的特点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政治举措，开启了强势塑造印太区域秩序的进程，致力于构建具有美国自由派色彩并服务于美国最大战略利益、促进美国战略地位最大程度提升的“印太战略”图景。

一是大张旗鼓地重振美国所谓的“军事实力地位”作为其区域化秩序构建的军事支撑。美国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部署，实施“太平洋威慑倡议”，构建所谓对华全域威慑、综合威慑能力。2022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首次将关岛、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明确界定为印太战区美军的四个最主要的中心。美国通过强化新兴领域战略军事能力以及与盟友间的紧密协作关系，以构建全频谱军事技术竞争优势；着力打造太空技术，致力打造以空天一体技术、空间捕获技术、巨型星座技术为重点的技术和力量优势；深化军事演训，优化指挥链路，打造太空联盟，强化太空进攻态势和实战能力；网络对抗中推行“持续交手”、前置防御等理念和行动，不断推进美国与其盟友间的网络联盟，拓展联合网络空间行动，协调网络空间作战问题。2022年版《美国防务战略》的结尾这样写道，“美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与试图通过威胁或使用武力压迫他国的主要大国进行多年的竞争，并取得胜利”，美军“准备好了再次去赢得这种斗争”。如此在国防战略文件中对某种长时间军事竞争甚至对抗的罕见的、公开的宣扬，显示美军越来越热衷于通过一场冷战式的持续军事力量竞争和对抗来达到主导区域秩序的意图。

二是不遗余力地编织美国主导的区域关系网络，作为其区域化秩序构建的外交支撑。美国“印太战略”是一个不断塑造的对外战略进程。美国大力强化印太区域盟友体系，极力构建双边盟友关系、三边伙伴关系、“四边机制”以及“五眼联盟”的联盟伙伴关系，确保美国在区域安全关系网中拥有绝对主导性权力。美国和盟友之间逐渐形成更具深度的态势感知融合、更为广泛的人员交流机制、更为完善的联军区域行动相互支援体系。美国与核心盟友之间以联合部署、联合指挥、联合演训、战备与作战协同、物资与后勤相互支持、态势感知共享等为内涵的安全与军事一体化合作形式和机制正在形成。美国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还特别重视东南亚国家，强调“要深化和扩大东南亚的联盟、伙伴关系和多边交往，包括努力扩大基础广泛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安全联系、安全合作和互操作性、经济连通性，并扩大东盟与该地区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的机会”。美国还频频和中亚国家及蒙古进行交往互动。如此，在环绕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除了俄罗斯、朝鲜、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国家要么被美国称为盟友伙伴，要么是美国正在拉拢的对象。拜登政府正致力于通过战略运作使中国在印太区域陷入孤立处境，从而形成对我国的慑压。从特朗普政府对“四边同盟”“菱形战略”和军事实力的强调，到拜登政府强调不同层级的小多边联系和意识形态纽带，美国构建区域化秩序的形式灵活多样，手段不断创新，领域不断拓展。从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打造，到拜登政府加强美英澳关系、美日韩关系，推动筹建所谓“亚太版北约”，到处寻找所谓新兴伙伴，还将欧洲盟友力量引入亚太区域，美国不遗余力地编织其主导的区域关系网络。此外，美国还不断强调海上地缘安全，从环绕东亚大陆的“弧形外交”围困转向压制亚洲大陆的海洋军事造势，美国不断从海上发起如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等极具挑衅性的军事威慑行动，强调要在日常竞争中以坚定和有说服力的行动来与对手进行对抗。对抗领域也日益向网络、太空等高科技领域聚焦，美国致力于打造“小院高墙”，企图通过不断制造基础设施、金融债务、疫苗防疫、气候环境、芯片、技术、人权等热点议题进行对华牵制。

三是高调鼓吹要服务于盟友利益，试图为美国区域化秩序构建营造广泛的国内外政治支持。202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更好地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称，要着力打破国内外政策的壁垒，通过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与外交政策决定的复杂互动的深入了解来制定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中宣称，美国在国外要与美国盟友伙伴们协调一致，与中国进行竞争，以防卫其共同利益以及关于未来的共同观念。美国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启动所谓“印太经济框架”，鼓吹美国在印太地区甚至在全球的经济蓝图和能力，意图对冲中国的区域甚至全球经济影响。美国政府不断通过公开发布的美版《国家安全战略》《印太战略》等战略文本，通过领导人各种场合的公开讲话，致力于塑造包括美国国内和美盟伙伴的民众认知，试图最大程度凝聚美国对华战略的民众支持。美国政府公开的各种政府战略和政策文件几乎都大力宣传盟友的重要性，致力于将盟友的安全与美国自身安全同等对待，视盟友安全利益为核心利益，同时也将美国的机会、挑战、能力强行标定为盟友伙伴的机会、挑战、能力，强调打造美国和其盟友伙伴间的“共同国防工业基地”“整合的供应链”“集体军事优势”“互操作性安排”“共同的战略愿景”等，以此在盟友国家民众中塑造对美认同。美国还日益强调用社会性舆论资源给中国贴“威权”标签，达到诬蔑中国、败坏中国形象的目的，不断强化美国国内及其盟友国家民众的“中国威胁”认知，不断发动所谓“民主”攻势、价值观攻势，在印太区域推进所谓“民主治理”以美化自身形象，声称支持印太国家“良治”与“反腐”，帮助太平洋岛国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着力塑造国际社会对美国是世界秩序不二领导者的形象认知。

中国的区域秩序建设方案

美国在印太地区强势塑造所谓区域化秩序的战略运作，必然会损害地区和平与发展秩序。为了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中国需要倡导推进以和平安宁、发展繁荣、合作共赢、文明进步为要义，反对导致对抗分裂和阵营化的区域秩序。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命运与共、和衷共济，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以绿色发展呵护地球家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致力于促进区域和平、发展繁荣与文明进步的理念与实践有了更明确的价值内涵。区域和平不仅体现为各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能力，还体现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机制规范、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以及对各国维护安全、以发展促安全的权利义务的明确强调。区域发展秩序的要义表现为促进各国平衡发展与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协同机制和共同态度。区域文明进步则表现为对开放的区域主义、多边主义的坚持，对成员多样性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和谐共生的倡导。中国极力推动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以及推进区域和国际合作的努力，更从实践层面说明了中国方案的实际价值。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章转自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