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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奇芳:泰国政治走出“怪圈”了吗
发表时间:2023-06-02 17:25 来源:国际网
长久以来,泰国现代政治呈现出一种文官和军人交替执政,选举与政变循环反复的“怪圈”。但鉴于目前泰国社会、军队及王室在政治中已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泰国政治走出“怪圈”应已成定局,但怎么走、往哪走还是未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条路要走得稳。对泰国来说,内政外交都面临百年未有的变局,行稳方能致远。

泰国选举委员会上周公布国会下议院选举正式结果,远进党获得151席位居榜首,为泰党则以141席紧随其后。在此之前,远进党已经与为泰党等一共8个政党就组建联合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泰国军方则承诺选举后无论局势如何都不会再发动政变。但泰国政治能否由此走向长期性的稳定?对不少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众所周知,泰国现代政治呈现出一种“怪圈”,即文官和军人交替执政,选举与政变循环反复。泰国自1932年推翻君主专制以来,大小军事政变近20次,有人根据军人政府与文官民选政府交替轮回将泰国现代政治史划分为六个周期。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军人政府和以前总理他信为代表的文官政府之间的两轮政变和交替。双方势力相生相克,执政效果各有短长。军人政府政策执行力和一贯性较强,但舆论包容性较低,容易由此引发民众不满,为重开选举创造契机。文官政府政策更加灵活包容,但常常因党派权力斗争导致政权不稳、社会动荡,给军队发动政变提供合理借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国政治的这一循环实现了军人和文官政治之间的平衡。

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循环或平衡单靠两大势力间的博弈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军人在泰国政治中占有明显优势,在该国91年的现代政治历史上,军人或具有军人背景的政府有31届,军人出身的总理11人,执政时间长达56年。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泰国政治是由军人主导的。军队具有超然于政府和国会的强大权力,一直保持经济独立和人事自主,自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为其维持自身政治影响提供有效保障。泰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长期连续的军政府这类极端化政治现象,一个主要原因是以已故普密蓬国王(拉玛九世)为代表的王室权威。在君主立宪制下,泰国国王虽然不参与具体政治事务,但在关键时刻仍然发挥“压舱石”作用。无论1973年的“十月事件”还是1992年的“五月事件”,普密蓬国王都在泰国面临全国性政治动荡甚至暴力冲突的危急关头出面协调安抚,使局势恢复平静,各方达成妥协。

上述泰国政治独一无二的特点是由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从历史看,泰国是近代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这给泰国现代政治留下了两方面的遗产。一方面,泰国保留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国家独立使得泰国没有经历土地改革和思想启蒙等社会结构性变化与根本性冲击,并在政治上保留着明显的封建“庇护制”,即上位者对下位者庇护恩赏,下位者则对上位者依附拥戴。这些遗存严重影响了泰国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和运行,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围绕在国王周围的强大保守势力。另一方面,长期的安全威胁提升并巩固了军队地位。泰国一直处在列强环伺之下,外交捭阖与改革自强的同时更要依赖国防。即使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冷战和其他地缘政治挑战也让泰国时时戒备,军队的重要性使其政治权力长盛不衰。

从文化看,宗教信仰赋予国王的“神性”与“德性”是泰国王室权威的主要来源。对泰国影响最大的两种传统信仰是婆罗门教和南传佛教。前者认为国王是神明化身,赋予其统治合法性中的“神性”,即血统传承;后者认为国王是功德凝聚,对其提出了统治合法性中的“德性”要求,即仁慈公正等“十德”。普密蓬国王在位七十年,勤政爱民,躬行“十德”,虽被民众奉若神明,但并未高高在上,而是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力促泰国农村发展。这种“神性”与“德性”的统一使普密蓬国王得到泰国民众的深切敬爱,从而树立了强大的王室权威,成为泰国政治的“定海神针”。

回到眼下,这次大选能否成为泰国政治走出“怪圈”的契机?笔者感觉是趋势已定但路线未明。

泰国政治“怪圈”的存续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是泰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正在加速裂变。经过数十年有效发展,泰国经济已从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经济社会巨变冲击着传统庇护和依附结构的基础。进入21世纪,在互联网传媒的影响下,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不断提升,尤其是占泰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青年群体。这在本世纪的历次大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是军队政治影响力受到更多制约。泰国1992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理必须为民选众议员,已明确将军人从政治中剥离,1997年的“人民宪法”废止参议员任命制度,进一步限制了军队的政治影响。后来虽有反复,但军人政权遇到的执政阻力越来越大,除了国内的激烈反对,还面临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这种情况是前所未见的。

三是王室权威在政治中的“压舱石”作用面临变数。回顾泰国现代政治史,王室权威的作用与其说是制度效果,不如说是普密蓬国王的个人因素。随着泰国现代化进程继续演进,国王的“神性”不可避免地悄悄弱化,普密蓬国王的崇高威望更多地来自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德性”。普密蓬国王去世使王室权威出现实际上的空心化,尽管拉玛十世国王即位后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树立权威,但要达到其父的高度并非易事。

因此,泰国现代政治走出“怪圈”应该已成定局,但怎么走、往哪走还是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条路要走得稳,不能慌更不能乱。经验证明,泰国无论哪一方执政,在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都能取得良好成绩,反之则停滞不前。对泰国来说,内政外交都面临百年未有的变局,行稳方能致远。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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