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G7）峰会”召开了，原定与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四国峰会”取消了。这说明什么呢？作者的解读是：浅层地看，本次“四国峰会”已经成为G7广岛峰会的一个“分会议”。深层地看，一些国家尚未意识到时代特征已经发生大的转变，某些国家依然奉行冷战思维，热衷于对抗性外交，构建或者强化各种小院高墙，公然放弃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转而推行“小院子经济”，并在“墙内墙外”构建不同的外交圈层。这是逆流而动，结果或是损人不利己，或既自伤也害人。

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特征，已经从“几个大国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不同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已经进入了文明竞争时代（the 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主要大国与主要文明体有必要尽快转变思维方式，放弃旧的对抗性、排他性思维，走向合作性、兼容性思维。

“四方机制”小议

从“四方机制”（QUAD，全称为“美日印澳安全对话”）演化的历史看，它启动的目的是协调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美日印澳四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新德里时提议建立“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但把该机制的主要目标从协调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转化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该机制2007年底因为澳大利亚退出而停摆。澳大利亚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新上台的陆克文政府聚焦于强化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希望把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为“亚太共同体”，澳大利亚籍此不但可以避免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还可以从“亚太经合组织的倡导者”变为“亚太共同体的倡导者”，从而继续获益于蓬勃发展的东亚经济，继续充当“东西方关系的协调员”，“沟通东西方的桥梁”。

美国近年的战略收缩。不幸的是，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经济，发达经济体普遍受到重创，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与愿望明显下降，旨在以美国模式改变世界的新保守主义退潮，孤立主义回潮。奥巴马时期开始了全球战略收缩，刚上台时试图推行“中美共治”，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经济乃至世界事务。这一政策建议由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提出，并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追捧。但美方这一主张并没有被中国接受。奥巴马政府转而推行“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潜在含义是：随着中国崛起，亚洲与亚太的力量“失衡”了，既然中国不愿意进一步融入美国领导的体系，美国只能构建新的地区力量集团，以“平衡”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力量失衡”。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思维的典型表现：英国人在欧洲推行了几百年的“大陆均势”政策，二战后被美国人用于全世界。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又将之用在亚太地区，乃至所谓的印太地区。奥巴马主义标榜“不做蠢事”（DDSS），主要表现是在全球战略收缩，并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前沿存在”。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式的孤立主义，外交上表现为“单打独斗”。拜登主义在外交上的主要特征是“协同盟友一起行动但不兜底”。三届政府把“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并竞赢（outcompete）”的思维清晰化、可操作化了。

“四方机制”复活的背景。正是在特朗普执政的2017年，四方机制被重新激活，其倡导者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加上印度与美国的配合。相关背景是：

（1）安倍晋三是兼具战略思想与行政能力的领导人，中国重新崛起对日本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两国关系恢复到了“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日本领导亚洲的时代（如经济上的雁行模式）已经过去。日本要继续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制衡中国，必须有新思路，其表现主要是：首先，经济上一方面利用中国的经贸关系，一方面构筑排除中国的经济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抓手。这是特朗普退出TPP后，日本极力推动“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落实的原因。

其次，价值观是日本发力的另一个领域，为此2006年通过时任外相麻生太郎之口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这个弧线从东南亚开始，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再次，政治与安全领域，安倍2012年重新上台后就提出要构建美日印澳“民主安全菱形”，因此积极推进四方机制复活。但当时美国正忙于推进亚太再平衡，对此兴趣有限。到了2015年前后，美国朝野经过多年辩论达成共识，明确把中国确定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希望拉拢的对象从亚太扩展到印太，加上安倍与特朗普的良好个人关系，安倍复活四方机制的主张被特朗普接受。

（2）澳大利亚虽然是大洋洲最大的国家，却是一个安全感特别差、安全上对美国依赖特别强的国家。距离澳大利亚2000多公里的所罗门与中国警务合作协议，也被澳大利亚视作安全威胁，从中可见其安全心理的脆弱程度，超过了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实力远不如澳大利亚的南太国家。

一般人很难理解澳大利亚的这种心理。二战前澳大利亚的安全靠英国，二战后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证，非常看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参加了二战后美国领导的所有战争。冷战后，澳大利亚在工党执政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在2013年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执政后，工党主张的“亚太共同体”已成明日黄花，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日益“盎格鲁-撒克逊化”。一方面，经济上继续强化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联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综合影响力，觉得仅仅强化传统的美澳同盟体系已经不够，必须构建新机制以应对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多重挑战”。因此，从2010年起就有一批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倡导复活美日印澳安全对话机制。自由党-国家党政府上台后采纳了这种建议。

（3）进入新世纪，印美安全合作明显强化，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但印度拒绝美军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基地，坚持主导在印度洋举办的马拉巴尔军演。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对内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经济上力推他曾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外交上把前任的“向东看”（look east）发展为“向东干”（act east），强化与东盟、中日韩的关系，安全上强调对南亚与印度洋的影响力，极力渲染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对印度洋的影响，但为了抑制澳大利亚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也为了减少对中国的“刺激”、发展对华关系，对复活“四方机制”持犹豫态度。2017年6月洞朗事件发生，11月“四方机制”复活。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事演习（日本2007年起应邀参加），原因在于，印度认为“在印度洋平衡中国”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限制澳大利亚、避免过分刺激中国”的考量。

（4）特朗普把商业逻辑用于国家治理，强调美国本土利益与美国人利益至上。他对美国领导世界兴趣不大，仅在有限的议题上愿意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希望盟国与密切伙伴国更多地出钱出力。在印太地区，为了竞赢（outcompete）中国，需要构建不同的机制。“四方机制”因而具有了新的价值。

“四方机制”逆时代主流。“四方机制”2017年复活时，参加会议的是司局长们。2019年升格到部长级，2020年升格为元首级。涉及的议题从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新冠疫情等。但达成的各种声明、协议等配套措施，很难落实。“雷声大雨点小”成为“四方机制”的显著标签，今年则进一步变为“雷声小雨点小”。

现在已经不是“两个大国各自拉拢一班小兄弟全面对抗”的时代，而是多文明竞争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各国的普遍诉求。对美国基于冷战思维，构筑小院高墙排斥、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并迫使其他国家站队的做法，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难以接受。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按照美国的意见站队（特别是涉及敏感的军事与安全议题时），包括“四方机制”中的印度。对于美国对华奉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做法，更多国家不愿意选边站，包括印度、菲律宾、韩国，乃至澳大利亚。

由于莫里斯领导下的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的偏执行为，中澳关系降到了谷底。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不再如前政府那样充当美国打压中国的急先锋，致力于推动对华关系缓和。两国经贸关系好转，商务旅行、留学生交流急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适当的理由取消四方峰会，以便在敏感的安全问题上向中国释放某种信号，亦有其必要。

拜登的小算盘与年龄。需要说明的是，拜登以“解决国内债务上限问题”为由，只参加5月19日到21日在广岛举行的G7峰会，而取消了这之后的南太之行，但美国最早出现债务违约时间是在6月初，拜登去广岛前，两党就债务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事情并没有那么急迫。这说明拜登认为南太之行相对次要。他的心声很可能是：“成为首位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国总统”？算了吧；“对巴新的三个小时正式访问后，美印领导人与1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要举行‘印太论坛’峰会，这将凸显美国对于南太平洋的重视”？也算了吧；“接下来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以及悉尼四方峰会”？“反正阿尔巴尼斯与莫迪也会到广岛，让岸田文雄给找个地方，我们就在那儿谈谈吧，小伙伴们”。

不能不提的是美国政治领导人的老年化现象。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才47岁，离任时56岁，但八年下来，满头黑发已去，白发明显可见。而很可能成为下届大选两党候选人的特朗普与拜登，到明年总统大选开锣时前者已经78岁，后者82岁且体力与记忆力均不佳。南太平洋是地球上与美国距离最远的地区，四天内完成华盛顿与日本广岛之间的往返行程，对八旬老人已经是挑战。如果再加四天以完成广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悉尼-华盛顿的行程，医生一般都会认为不合理，最好取消。问题是，以“人才多”为傲的美国，怎么就无法选出年富力强的总统候选人了呢？政治极化仅仅是原因之一。

G7广岛峰会小议

G7广岛峰会的元首合影环节有九个人物，这种现象已持续了多年。多出来的两个人是欧盟理事会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两位参加说明：中美欧构成世界经济三大极，G7成员中虽然有四个来自欧洲，可德法英意已经不足以从政治经济上代表欧洲。

G7长期以来是联合国之外讨论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的重要论坛。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不但接过了G7的经济议题功能，还成为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主要机构。国际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多在G20框架下讨论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G7则主要讨论政治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8年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后，G20在全球经济议题上的作用下降。G7在特朗普任内发挥的作用也有限。拜登上台后，外交上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推动盟友伙伴国共同采取行动”。G7的作用因此上升，讨论的议题包括政治经济乃至气候变化等。

这表明，美国不复是世界领导者，而是“小集团领导者”，热衷于以文化相似性、政治价值观等来划定外交圈层。而这个圈层，必须忍受美国式的政治花样与其领导人的任性脾气。

点评“特邀代表”。“特邀代表”似乎已经成为功能性、区域性国际组织开会时的常态。这些列席代表有时候会成为某些会议的正式代表，比如本次G7峰会期间，“四方机制”也在广岛举行了首脑会议。

这次广岛峰会的扩大会议上，还出现了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亚、科摩罗（代表非洲联盟）和库克群岛（代表太平洋岛屿论坛）八个国家，以及乌克兰。东道国日本不仅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等价值观接近的发达经济体，还邀请了印度、越南、巴西和印尼等新兴工业体，以及非洲与太平洋岛国的代表，旨在让峰会产生更大影响，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毕竟，G7在全球GDP的比重已经从1976年的62%，1995年的65%，下降到2021年的44%。峰会前18个月，日本首相16次出访，对象国包括印度、非洲和东南亚，试图向这些地区证明，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资金和权力，还有其他选择。而邀请乌克兰参会，已经成为美西方国家举办会议的“常规操作”，名义上是对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实际上则使得俄乌冲突持续化。

小议“美国例外论”及其“双重标准”。可执行多年的“四边机制”峰会，到今年突然变成了G7峰会的“分组讨论会”，总不太说得过去。可美国人就是坚持：“大家都要遵守规则，我除外”（rule of law but me）。一位澳大利亚著名教授2018年对笔者说过：美国可以例外，但其他国家没门（America can be an exception，but other countries are no way）。我心里想：这些“例外权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吧：对盟国与伙伴国领导人的秘密监听、对这些国家的长臂管辖、对这些国家大银行大企业的巨额罚款、对这些国家军事基地的使用、不参加国际刑事法院、退出国际法院、“听美国的话”优先于“实行美式民主”、“听美国的话”的同时还要能控制住国内局势以免美国“换马”。因为“澳大利亚们”习惯了美国的领导、觉得美国的领导可以接受、美国不领导会让他们觉得不安全乃至六神无主。

美国行为的双重标准不胜枚举，常见者如：在国内讲民主在国外不讲；规定欧洲的独立防务力量建设不能影响北约在欧洲的作用（即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3D”）；亚洲国家不可以有自己的自贸区并拥有自己的地区货币（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召开的清迈会议，日本提议发行“亚元”被美国否决）；亚洲国家对美出现贸易顺差时必须自愿限制对美出口（典型如1980年代日本对美汽车出口），否则美国有权给予惩罚性关税；美国在自己有比较优势时，竭力提倡“市场经济”、“全球化”，现在则主张构建自己能控制的排他性供应链；199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反对马来西亚、韩国、台湾地区对外汇流出进行管制，2008年华尔街制造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则以“大到不能倒”为由，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大企业与金融公司；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兴起，美国觉得市场经济对美国不利、“不公平”，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实现“公平贸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打压具有技术优势的中国企业，并强迫盟友跟进；对芯片等高技术产品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对镍、钴、锂等事关“经济安全”的矿产资源，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小俱乐部，以便把这些资源与产品控制在“民主国家”手中。

美国行为及其文化根源

美国价值观的底色是新教-天主教价值观，与欧洲人的价值观底色相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把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与价值观向外推广，变成了“现代知识”与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欧洲变成了世界的中心。二战后这个中心变成了美国。冷战后美国自信成了“新的罗马”，有能力与资格让世界美国化，为此提出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政治上，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粉墨登场。经济上“芝加哥学派”大行其道，芝加哥男孩们（Chicago boys）成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改革“设计师”。外交上，美国大力推行全球化，美国化就是全球化，因为美国是全球的样版。

而“911事件”以及持续进行的全球反恐行动，并没有让美国与世界变得更为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证明，美国并非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让世界经济遭殃的一大根源。美国也没有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兴趣与能力，只能实行战略收缩，新孤立主义抬头。从奥巴马主义，到特朗普主义，再到拜登主义（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主要是两条：提升美国自身实力，对盟友与伙伴进行深度投资并与他们协力应对各种挑战），体现的是强化文化与政治认同、强调新教-天主教价值观的圈层外交：美国优先，内层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层是主要盟国，外层是紧密伙伴国（现在的乌克兰属于这一层）。一般伙伴国属于圈外国家，看情况决定是外交利诱还是威胁。此外就是对手与敌人，必须予以打压乃至消灭。

美式圈层外交在G7峰会上也可看出端倪。九位领导人松散地排成一排准备合影时，刚开始每个领导人都微笑着抬起右手挥动，唯独法国总统马克龙右手插兜，一脸严肃，展示了马克龙在这个圈子里的“不合拍”、特立独行与寂寥。领导人分成两排步行时，“老欧洲”法国与德国的领导人，与法国同属天主教国家的意大利领导人，连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很“自然地”落在后排。前排中间是帅气的加拿大领导人特鲁多，其左边是拜登，拜登左边是东道主岸田文雄。特鲁多右边是以亲美著称、近来风头盖过米歇尔的冯德莱恩，最右边是英国领导人苏纳克。前排几位，除东道主外，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领导人，就是来自新教国家德国的亲美政治家。而摄影的中心显然是拜登，因为镜头下拜登显示的是正脸，而特鲁多是侧面。俗话说，人以群分，这种场合，与什么人靠近或者疏远，是肢体语言的一部分，体现了情感距离。

在文明竞争时代，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整体实力与影响力在下降，其他文明的实力与影响力在上升。包容、合作是主流，排他、冲突是支流。拉帮结派、强化冲突与对抗，是基督教一神论价值观内在缺陷的回响，属于涡流与逆流，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负面影响力大于正面影响力，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G7有关俄乌冲突的工作会议这一环节，就是强化对抗的一种表现。但美国为首的G7难以改变世界走向包容与合作的主流趋势。这是判断，也是一种信念，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总结

四国峰会也罢，G7峰会也罢，充其量是几个豪门的一场聚会。宴席已散，华灯熄灭。今年的“餐会”特色是：G7峰会邀请了八个国家参加扩大会议环节，这是日本藉主办国之便扩展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小团伙聚会上，无论是拍照还是步行，圈层外交的痕迹明显：美国依然位居C位，法国略显边缘与孤单；八旬老人拜登找了个略显牵强的借口，把四国峰会变成了G7峰会的小组讨论环节；为泽连斯基举办了一个人员不全的“分派对”（意大利总理已经回国）；会上宣布的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军事支持，等于为俄乌冲突继续拱火，获益的是美西方军工企业，受害的是乌克兰的百姓、世界经济发展与俄乌和平的前景。

在文明竞争时代，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将成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主要特征，包容与合作是主流，排他与冲突是支流。干预国际事务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实力都趋于下降的美国，已经从全球领导者变成了普通大国，不再是自信的全球领导者，而是老道的国际事务协调员。它热衷于圈层外交，依照文化与政治价值观与自身的相似性程度，构建各种排他性机制，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宣告了欧洲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过时，终结了欧洲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在现代性框架下展示了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内在与深层缺陷。美国目前的做法，继续演示着这种缺陷，消耗着美国的实力与潜能，但无法阻挡包容与合作的时代主流。如果不能在反思中调整自己的外交方略（这很难，但不得不做）而继续目前的思路与做法，美国将成为21世纪的“二战后欧洲”。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