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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四国峰会”、“七国峰会”与国际格局的转换
发表时间:2023-06-01 15:00 来源:国际网
文明竞争时代,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将成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主要特征,包容与合作是主流,排他与冲突是支流。干预国际事务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实力都趋于下降的美国,已经从全球领导者变成了普通大国。它热衷于圈层外交,构建各种排他性机制,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两次大战宣告了欧洲外交理念与实践的过时,终结了它领导世界的正当性,展示了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内在与深层缺陷。美国目前的做法,延续着这种缺陷,如果不能在反思中调整自己的外交方略,它将成为21世纪的“二战后欧洲”。

“七国(G7)峰会”召开了,原定与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四国峰会”取消了。这说明什么呢?作者的解读是:浅层地看,本次“四国峰会”已经成为G7广岛峰会的一个“分会议”。深层地看,一些国家尚未意识到时代特征已经发生大的转变,某些国家依然奉行冷战思维,热衷于对抗性外交,构建或者强化各种小院高墙,公然放弃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转而推行“小院子经济”,并在“墙内墙外”构建不同的外交圈层。这是逆流而动,结果或是损人不利己,或既自伤也害人。

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特征,已经从“几个大国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不同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世界已经进入了文明竞争时代(the 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主要大国与主要文明体有必要尽快转变思维方式,放弃旧的对抗性、排他性思维,走向合作性、兼容性思维。

“四方机制”小议

从“四方机制”(QUAD,全称为“美日印澳安全对话”)演化的历史看,它启动的目的是协调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美日印澳四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200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新德里时提议建立“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但把该机制的主要目标从协调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转化为“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该机制2007年底因为澳大利亚退出而停摆。澳大利亚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新上台的陆克文政府聚焦于强化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希望把亚太经合组织发展为“亚太共同体”,澳大利亚籍此不但可以避免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还可以从“亚太经合组织的倡导者”变为“亚太共同体的倡导者”,从而继续获益于蓬勃发展的东亚经济,继续充当“东西方关系的协调员”,“沟通东西方的桥梁”。

美国近年的战略收缩。不幸的是,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经济,发达经济体普遍受到重创,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与愿望明显下降,旨在以美国模式改变世界的新保守主义退潮,孤立主义回潮。奥巴马时期开始了全球战略收缩,刚上台时试图推行“中美共治”,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经济乃至世界事务。这一政策建议由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提出,并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追捧。但美方这一主张并没有被中国接受。奥巴马政府转而推行“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潜在含义是:随着中国崛起,亚洲与亚太的力量“失衡”了,既然中国不愿意进一步融入美国领导的体系,美国只能构建新的地区力量集团,以“平衡”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力量失衡”。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思维的典型表现:英国人在欧洲推行了几百年的“大陆均势”政策,二战后被美国人用于全世界。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又将之用在亚太地区,乃至所谓的印太地区。奥巴马主义标榜“不做蠢事”(DDSS),主要表现是在全球战略收缩,并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前沿存在”。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新式的孤立主义,外交上表现为“单打独斗”。拜登主义在外交上的主要特征是“协同盟友一起行动但不兜底”。三届政府把“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并竞赢(outcompete)”的思维清晰化、可操作化了。

“四方机制”复活的背景。正是在特朗普执政的2017年,四方机制被重新激活,其倡导者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加上印度与美国的配合。相关背景是:

(1)安倍晋三是兼具战略思想与行政能力的领导人,中国重新崛起对日本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两国关系恢复到了“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日本领导亚洲的时代(如经济上的雁行模式)已经过去。日本要继续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制衡中国,必须有新思路,其表现主要是:首先,经济上一方面利用中国的经贸关系,一方面构筑排除中国的经济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抓手。这是特朗普退出TPP后,日本极力推动“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落实的原因。

其次,价值观是日本发力的另一个领域,为此2006年通过时任外相麻生太郎之口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这个弧线从东南亚开始,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再次,政治与安全领域,安倍2012年重新上台后就提出要构建美日印澳“民主安全菱形”,因此积极推进四方机制复活。但当时美国正忙于推进亚太再平衡,对此兴趣有限。到了2015年前后,美国朝野经过多年辩论达成共识,明确把中国确定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希望拉拢的对象从亚太扩展到印太,加上安倍与特朗普的良好个人关系,安倍复活四方机制的主张被特朗普接受。

(2)澳大利亚虽然是大洋洲最大的国家,却是一个安全感特别差、安全上对美国依赖特别强的国家。距离澳大利亚2000多公里的所罗门与中国警务合作协议,也被澳大利亚视作安全威胁,从中可见其安全心理的脆弱程度,超过了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实力远不如澳大利亚的南太国家。

一般人很难理解澳大利亚的这种心理。二战前澳大利亚的安全靠英国,二战后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证,非常看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参加了二战后美国领导的所有战争。冷战后,澳大利亚在工党执政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在2013年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执政后,工党主张的“亚太共同体”已成明日黄花,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日益“盎格鲁-撒克逊化”。一方面,经济上继续强化与东亚国家特别是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联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上升的综合影响力,觉得仅仅强化传统的美澳同盟体系已经不够,必须构建新机制以应对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多重挑战”。因此,从2010年起就有一批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倡导复活美日印澳安全对话机制。自由党-国家党政府上台后采纳了这种建议。

(3)进入新世纪,印美安全合作明显强化,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但印度拒绝美军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建立基地,坚持主导在印度洋举办的马拉巴尔军演。印度现任总理莫迪上台后,对内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经济上力推他曾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外交上把前任的“向东看”(look east)发展为“向东干”(act east),强化与东盟、中日韩的关系,安全上强调对南亚与印度洋的影响力,极力渲染所谓的“珍珠链”战略对印度洋的影响,但为了抑制澳大利亚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也为了减少对中国的“刺激”、发展对华关系,对复活“四方机制”持犹豫态度。2017年6月洞朗事件发生,11月“四方机制”复活。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事演习(日本2007年起应邀参加),原因在于,印度认为“在印度洋平衡中国”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限制澳大利亚、避免过分刺激中国”的考量。

(4)特朗普把商业逻辑用于国家治理,强调美国本土利益与美国人利益至上。他对美国领导世界兴趣不大,仅在有限的议题上愿意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希望盟国与密切伙伴国更多地出钱出力。在印太地区,为了竞赢(outcompete)中国,需要构建不同的机制。“四方机制”因而具有了新的价值。

“四方机制”逆时代主流。“四方机制”2017年复活时,参加会议的是司局长们。2019年升格到部长级,2020年升格为元首级。涉及的议题从安全扩展到经济、政治、新冠疫情等。但达成的各种声明、协议等配套措施,很难落实。“雷声大雨点小”成为“四方机制”的显著标签,今年则进一步变为“雷声小雨点小”。

现在已经不是“两个大国各自拉拢一班小兄弟全面对抗”的时代,而是多文明竞争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各国的普遍诉求。对美国基于冷战思维,构筑小院高墙排斥、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并迫使其他国家站队的做法,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难以接受。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拒绝按照美国的意见站队(特别是涉及敏感的军事与安全议题时),包括“四方机制”中的印度。对于美国对华奉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做法,更多国家不愿意选边站,包括印度、菲律宾、韩国,乃至澳大利亚。

由于莫里斯领导下的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的偏执行为,中澳关系降到了谷底。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不再如前政府那样充当美国打压中国的急先锋,致力于推动对华关系缓和。两国经贸关系好转,商务旅行、留学生交流急剧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适当的理由取消四方峰会,以便在敏感的安全问题上向中国释放某种信号,亦有其必要。

拜登的小算盘与年龄。需要说明的是,拜登以“解决国内债务上限问题”为由,只参加5月19日到21日在广岛举行的G7峰会,而取消了这之后的南太之行,但美国最早出现债务违约时间是在6月初,拜登去广岛前,两党就债务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事情并没有那么急迫。这说明拜登认为南太之行相对次要。他的心声很可能是:“成为首位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国总统”?算了吧;“对巴新的三个小时正式访问后,美印领导人与1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要举行‘印太论坛’峰会,这将凸显美国对于南太平洋的重视”?也算了吧;“接下来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以及悉尼四方峰会”?“反正阿尔巴尼斯与莫迪也会到广岛,让岸田文雄给找个地方,我们就在那儿谈谈吧,小伙伴们”。

不能不提的是美国政治领导人的老年化现象。奥巴马当选总统时,才47岁,离任时56岁,但八年下来,满头黑发已去,白发明显可见。而很可能成为下届大选两党候选人的特朗普与拜登,到明年总统大选开锣时前者已经78岁,后者82岁且体力与记忆力均不佳。南太平洋是地球上与美国距离最远的地区,四天内完成华盛顿与日本广岛之间的往返行程,对八旬老人已经是挑战。如果再加四天以完成广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悉尼-华盛顿的行程,医生一般都会认为不合理,最好取消。问题是,以“人才多”为傲的美国,怎么就无法选出年富力强的总统候选人了呢?政治极化仅仅是原因之一。

G7广岛峰会小议

G7广岛峰会的元首合影环节有九个人物,这种现象已持续了多年。多出来的两个人是欧盟理事会主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两位参加说明:中美欧构成世界经济三大极,G7成员中虽然有四个来自欧洲,可德法英意已经不足以从政治经济上代表欧洲。

G7长期以来是联合国之外讨论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的重要论坛。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不但接过了G7的经济议题功能,还成为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主要机构。国际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多在G20框架下讨论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G7则主要讨论政治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8年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后,G20在全球经济议题上的作用下降。G7在特朗普任内发挥的作用也有限。拜登上台后,外交上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推动盟友伙伴国共同采取行动”。G7的作用因此上升,讨论的议题包括政治经济乃至气候变化等。

这表明,美国不复是世界领导者,而是“小集团领导者”,热衷于以文化相似性、政治价值观等来划定外交圈层。而这个圈层,必须忍受美国式的政治花样与其领导人的任性脾气。

点评“特邀代表”。“特邀代表”似乎已经成为功能性、区域性国际组织开会时的常态。这些列席代表有时候会成为某些会议的正式代表,比如本次G7峰会期间,“四方机制”也在广岛举行了首脑会议。

这次广岛峰会的扩大会议上,还出现了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亚、科摩罗(代表非洲联盟)和库克群岛(代表太平洋岛屿论坛)八个国家,以及乌克兰。东道国日本不仅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等价值观接近的发达经济体,还邀请了印度、越南、巴西和印尼等新兴工业体,以及非洲与太平洋岛国的代表,旨在让峰会产生更大影响,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毕竟,G7在全球GDP的比重已经从1976年的62%,1995年的65%,下降到2021年的44%。峰会前18个月,日本首相16次出访,对象国包括印度、非洲和东南亚,试图向这些地区证明,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资金和权力,还有其他选择。而邀请乌克兰参会,已经成为美西方国家举办会议的“常规操作”,名义上是对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实际上则使得俄乌冲突持续化。

小议“美国例外论”及其“双重标准”。可执行多年的“四边机制”峰会,到今年突然变成了G7峰会的“分组讨论会”,总不太说得过去。可美国人就是坚持:“大家都要遵守规则,我除外”(rule of law but me)。一位澳大利亚著名教授2018年对笔者说过:美国可以例外,但其他国家没门(America can be an exception,but other countries are no way)。我心里想:这些“例外权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吧:对盟国与伙伴国领导人的秘密监听、对这些国家的长臂管辖、对这些国家大银行大企业的巨额罚款、对这些国家军事基地的使用、不参加国际刑事法院、退出国际法院、“听美国的话”优先于“实行美式民主”、“听美国的话”的同时还要能控制住国内局势以免美国“换马”。因为“澳大利亚们”习惯了美国的领导、觉得美国的领导可以接受、美国不领导会让他们觉得不安全乃至六神无主。

美国行为的双重标准不胜枚举,常见者如:在国内讲民主在国外不讲;规定欧洲的独立防务力量建设不能影响北约在欧洲的作用(即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3D”);亚洲国家不可以有自己的自贸区并拥有自己的地区货币(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召开的清迈会议,日本提议发行“亚元”被美国否决);亚洲国家对美出现贸易顺差时必须自愿限制对美出口(典型如1980年代日本对美汽车出口),否则美国有权给予惩罚性关税;美国在自己有比较优势时,竭力提倡“市场经济”、“全球化”,现在则主张构建自己能控制的排他性供应链;199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反对马来西亚、韩国、台湾地区对外汇流出进行管制,2008年华尔街制造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则以“大到不能倒”为由,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大企业与金融公司;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兴起,美国觉得市场经济对美国不利、“不公平”,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实现“公平贸易”;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打压具有技术优势的中国企业,并强迫盟友跟进;对芯片等高技术产品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对镍、钴、锂等事关“经济安全”的矿产资源,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小俱乐部,以便把这些资源与产品控制在“民主国家”手中。

美国行为及其文化根源

美国价值观的底色是新教-天主教价值观,与欧洲人的价值观底色相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把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与价值观向外推广,变成了“现代知识”与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欧洲变成了世界的中心。二战后这个中心变成了美国。冷战后美国自信成了“新的罗马”,有能力与资格让世界美国化,为此提出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政治上,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粉墨登场。经济上“芝加哥学派”大行其道,芝加哥男孩们(Chicago boys)成了转型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改革“设计师”。外交上,美国大力推行全球化,美国化就是全球化,因为美国是全球的样版。

而“911事件”以及持续进行的全球反恐行动,并没有让美国与世界变得更为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证明,美国并非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让世界经济遭殃的一大根源。美国也没有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兴趣与能力,只能实行战略收缩,新孤立主义抬头。从奥巴马主义,到特朗普主义,再到拜登主义(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认为主要是两条:提升美国自身实力,对盟友与伙伴进行深度投资并与他们协力应对各种挑战),体现的是强化文化与政治认同、强调新教-天主教价值观的圈层外交:美国优先,内层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层是主要盟国,外层是紧密伙伴国(现在的乌克兰属于这一层)。一般伙伴国属于圈外国家,看情况决定是外交利诱还是威胁。此外就是对手与敌人,必须予以打压乃至消灭。

美式圈层外交在G7峰会上也可看出端倪。九位领导人松散地排成一排准备合影时,刚开始每个领导人都微笑着抬起右手挥动,唯独法国总统马克龙右手插兜,一脸严肃,展示了马克龙在这个圈子里的“不合拍”、特立独行与寂寥。领导人分成两排步行时,“老欧洲”法国与德国的领导人,与法国同属天主教国家的意大利领导人,连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很“自然地”落在后排。前排中间是帅气的加拿大领导人特鲁多,其左边是拜登,拜登左边是东道主岸田文雄。特鲁多右边是以亲美著称、近来风头盖过米歇尔的冯德莱恩,最右边是英国领导人苏纳克。前排几位,除东道主外,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领导人,就是来自新教国家德国的亲美政治家。而摄影的中心显然是拜登,因为镜头下拜登显示的是正脸,而特鲁多是侧面。俗话说,人以群分,这种场合,与什么人靠近或者疏远,是肢体语言的一部分,体现了情感距离。

在文明竞争时代,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整体实力与影响力在下降,其他文明的实力与影响力在上升。包容、合作是主流,排他、冲突是支流。拉帮结派、强化冲突与对抗,是基督教一神论价值观内在缺陷的回响,属于涡流与逆流,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负面影响力大于正面影响力,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G7有关俄乌冲突的工作会议这一环节,就是强化对抗的一种表现。但美国为首的G7难以改变世界走向包容与合作的主流趋势。这是判断,也是一种信念,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总结

四国峰会也罢,G7峰会也罢,充其量是几个豪门的一场聚会。宴席已散,华灯熄灭。今年的“餐会”特色是:G7峰会邀请了八个国家参加扩大会议环节,这是日本藉主办国之便扩展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小团伙聚会上,无论是拍照还是步行,圈层外交的痕迹明显:美国依然位居C位,法国略显边缘与孤单;八旬老人拜登找了个略显牵强的借口,把四国峰会变成了G7峰会的小组讨论环节;为泽连斯基举办了一个人员不全的“分派对”(意大利总理已经回国);会上宣布的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军事支持,等于为俄乌冲突继续拱火,获益的是美西方军工企业,受害的是乌克兰的百姓、世界经济发展与俄乌和平的前景。

在文明竞争时代,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将成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主要特征,包容与合作是主流,排他与冲突是支流。干预国际事务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实力都趋于下降的美国,已经从全球领导者变成了普通大国,不再是自信的全球领导者,而是老道的国际事务协调员。它热衷于圈层外交,依照文化与政治价值观与自身的相似性程度,构建各种排他性机制,打压不受其待见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宣告了欧洲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过时,终结了欧洲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在现代性框架下展示了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内在与深层缺陷。美国目前的做法,继续演示着这种缺陷,消耗着美国的实力与潜能,但无法阻挡包容与合作的时代主流。如果不能在反思中调整自己的外交方略(这很难,但不得不做)而继续目前的思路与做法,美国将成为21世纪的“二战后欧洲”。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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