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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以德报怨”已不合时宜,中国对日该“以直报怨”吗
发表时间:2015-08-28 16:22 来源:国际网

对日政策必须服务于中国复兴这一大战略目标,如果现行政策对中国复兴并无助,调整甚至改变就是必然的战略要求。目前安倍政府亚太大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制衡甚至驯服中国崛起,抗衡中国的安全战略与修正历史的政治战略是这一大战略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内容。中国对日策略的核心任务无疑是应对并克制这一战略。在中日关系上,“以德报怨”已经让中国吃了不少亏,它不应再左右我们思考对日关系。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想把日本当作对手,而是安倍政府的抗衡中国的竞争战略让我们别无选择。这也不是说中日以后就注定是竞争对手。外交战略有阶段性的特征。竞争是中短期的战略选择,是针对安倍政府而为的,未来中日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对日策略的大目标也可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竞争策略是政府层面的外交战略,对象是日本政府,目的是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它并不影响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

在上周的“天下会”专栏中,我提出中国的对日政策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既然现行政策没能有效抑制日本右翼势力的扩张,也没能从根本上影响日本对华政策,我们就需要针对性更强的对日新策略。这篇专栏主要谈一谈中国对日策略的目标问题。中国是否需要调整对日政策的大目标,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反思与讨论的时候。

任何一个外交策略,都必须包括目标与手段这两个核心内容。中国对日策略的大目标应该是什么?

从现在的官方表述来看,我们非常强调中日友好合作,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但在日本政治思潮越来越右倾,在安倍政府已经制定了以美日同盟为轴心制衡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需要追求对日官方友好合作,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事实是,虽然中国还希望中日友好合作,安倍政府却早已不把日中友好看作日本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自小泉政府以来,日中友好外交可以说已经结束了。现在,安倍的终极目标是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为基于右倾历史修正主义之上的日本大国地位的发展创造空间。他已经把中国锁定为头号外在威胁,并通过全面调整内政外交来抗衡中国。这能算得上是对华友好吗?

中日友好合作是否应成为中国对日策略的大目标,需要取决于中国的国际大战略,也要取决于日本政府的对华策略。这是因为中日关系只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对日策略必须从属于大战略布局。同时,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互动关联性,对日策略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日本对华策略的全面、深刻评估之上。

我们在思考中国外交时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即总是惯性地认为对外关系只能追求友好合作。但友好合作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看它是否能推进中国整体的外交利益,是否能为中国大战略服务。和为贵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和”而放弃自己的正当利益呢?显然,和为贵也是有条件的。

同时,外交目标也具有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对某些对外关系,长远目标可以定为友好合作,但中短期目标不必与此一致,甚至可以与此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一味追求友好合作可能还会损害我们的利益。所以,对外关系,该好就好,该坏就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大战略的目标,应是习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国崛起。中国复兴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但这个大战略目标必然包括中国自身的长治久安、中国影响力的稳步提升两大基本内涵。对日政策必须服务于中国复兴这一大战略目标,如果现行政策对中国复兴并无助益甚至有碍,调整甚至改变就是必然的战略要求。

如何调整?这要求我们看清日本对华战略的本质。

安倍作出了要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但其对华战略的本质是要重新建立亚太地区的势力均衡来抗衡中国。为此,日本高调欢迎、鼓动并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不惜余力,并修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史无前例地为美国提供超出日本本土之外的军事支持。同时,日本也是除美国之外对建立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TPP)最热心的国家。安倍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TPP的认识简直如出一辙——都认为TPP不是简单的贸易协定,而是针对中国的地区规则与影响力之争。与此同时,安倍还拉帮结派,与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深化战略关系,构建制衡中国的地区势力架构。

在具体对华政策上,安倍政府不但不加入由中国牵头、已有除美国之外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和大部分亚洲国家参与的亚投行,还提出针对性颇强的11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计划,特别是与中国在东南亚展开投资竞争,同时还打算与美军联合巡航南海,对抗中国的南海政策。

这些所作所为体现的是以军事和经济手段互相配合的方式制衡中国崛起的策略,其基石是针对中国的美日同盟的强化。日本最不想看到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美合作的深入,因为中美合作共治亚太必然导致日本的边缘化。正因如此,离间中美是安倍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安倍政府是在刻意引导美国对华战略往抗衡中国的方向发展。

这种抗衡中国的对华战略是安倍亚太大战略的核心,但安倍的亚太大战略还有一个处心积虑、刻意掩藏的狡猾之处。日本千叶大学蔡孟翰教授指出,安倍一直想把推动其右倾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战略与配合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安全战略捆绑,迫使美国在谴责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与对付中国崛起的挑战的两难之间作出抉择。

这一捆绑,实际上是通过迎合甚至鼓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安全战略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合法化,并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其进行国际正名。

安倍推进历史修正主义的步骤是渐进的,为的是既不让美国反感也要防止中韩反应太强烈。以现在的情况看,即使奥巴马政府对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有私下的不满,但已经不仅对其公开容忍,还在展开与日本的全面合作来共同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

由此可见,安倍政府的亚太大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制衡甚至驯服中国崛起,抗衡中国的安全战略与修正历史的政治战略是这一大战略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内容。中国对日策略的核心任务无疑是应对并克制这一战略。孙子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即战略,现在正是“伐谋”的时候。

既然安倍政府已经制定了抗衡中国的对华战略,中国是否还有坚持对日搞友好外交的必要?安倍已经吹响了同中国竞争的号角,我们“和为贵”的应对之道是否符合时宜?我不禁怀疑,“和为贵”的思维定势是中国外交传统中“以德报怨”思想的一个体现。但“以德报怨”不应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更经得起推敲(这里的“直”一般指公平正直、公德)。在中日关系上,“以德报怨”已经让中国吃了不少亏,造成了很多棘手的难题,它不应再左右我们思考对日关系。

现在的现实是,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已经破坏了中日友好合作的条件。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把日本看作是竞争对手,而不是友好伙伴。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想把日本当作对手,而是安倍政府的抗衡中国的竞争战略让我们别无选择。这也不是说中日以后就注定是竞争对手。外交战略有阶段性的特征。竞争是中短期的战略选择,是针对安倍政府而为的,未来中日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对日策略的大目标也可调整。

中日关系的理想状态当然是友好合作,但在理想状态尚不可企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战略效益大同时又符合国际道义的对日策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竞争策略是政府层面的外交战略,对象是日本政府,目的是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它并不影响中日民间的友好交流。实际上,中日民间友好应是官方外交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并鼓励日本民间与企业界对华友好力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压制右翼势力的发展,也应是中国对日策略的一部分。

有人会说,如果我们把对日策略从友好改为竞争,这不是会更加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甚至引发中日冲突吗?这个问题背后的假定是中日维持表面的友好更有助于中国的整体外交利益。但这个假定是有问题的,友好不一定有益,过去几年的中日关系已经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竞争是否必然损害中国的利益,也只是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假定而已。竞争并不是处处与日本为敌,更不是主动挑事或制造冲突,外交既是一个战略也是一门艺术。通过既有谋略又有技巧的竞争策略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从而全面改善中日关系,为中日两国最终、长期的友好合作创造条件,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实,最近几年中日针对钓鱼岛争端的对抗性政策表明,中日关系已经处于实际的竞争之中。但如何认清这种竞争关系的本质,如何制定更有效的外交手段,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文章转自澎湃)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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