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初，基廷总理热情洋溢地倡导“融入亚洲”，引起澳大利亚国内民众的不适和部分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冷嘲热讽。亨廷顿也讥讽道：“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的局外人变为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做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

霍华德总理1997年上台初期，指责基廷总理奉行了“亚洲唯一”的错误方针，转而奉行依靠美国的外交战略，甚至发出澳大利亚担任美国在南太平洋“大副”（Deputy Sheriff）的不当言论，引起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和批评。面对批评，霍华德总理迅速对过度偏向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及时纠偏。通过数年的反复摸索，霍华德总理最终确立了在中美、东西方之间奉行“平衡外交”的战略，并由此奠定了此后20多年里澳大利亚外交的基调。霍华德也赢得了澳大利亚民众的坚定支持，出任总理长达11年，在澳大利亚历史中排名第二。

20多年的外交实践也证明，霍华德确立的平衡战略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总体上是成功的：通过“两面下注”，实现了“利益均沾”，在享受美国军事保护的同时，澳大利亚也获得了中国巨大的经贸实惠，实现了澳大利亚最根本性的战略目标：安全和繁荣。澳大利亚成为“冷战”后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经历经济衰退的国家，是后“冷战”时代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发达国家（达到3.2%），并且成功抵御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得益于中美的默认和接受，霍华德奠定的“平衡外交”战略并未面临重大的战略困境：中国对澳大利亚“两面下注”的平衡战略并无过多不满，也不强求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选边”（take sides）。美国对南太平洋地区战略关注不多，除了偶尔抱怨和不满（如对澳大利亚将达尔文民用港口租借给中国企业）之外，美国并未要求澳大利亚彻底放弃或者扭转“平衡外交”战略。

但自2009年陆克文政府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立场开始发生缓慢但稳定的漂移，日益偏离了霍华德政府奠定的“平衡”战略，在中美之间走向失衡，具体表现在无端攻击中国干预澳大利亚内政、通过具有针对中国色彩的外国代理人法案、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积极配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等。

在西方国家中，澳大利亚可能是从中国市场获取经济利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可能是在潜意识里对中国崛起最不安的国家。而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地理的阻隔、经济的契合、地区合作的考虑，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时，中国对澳大利亚一直是最友好的，中国一直对澳大利亚的一些不当言行抱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澳大利亚的友好。中国时常难以理解：在中澳并无重大利益冲突，却拥有广阔经济合作空间的情况下，为何澳大利亚会对中国抱有如此强烈的疑虑和恐惧心理？澳大利亚没有理由像美国一样担心中国在东亚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会危及自身霸权。中国从未试图对澳大利亚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战略竞争压力和安全威胁。中国也无意挑战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联通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

笔者认为，在全球政治深刻变革的十字路口，澳大利亚偏离“平衡”、急于“站队”，实际上已经大大限制了自身的外交空间，降低了自身的外交独立性，某种程度上是作茧自缚，背离了“创造性的中等强国”的国家定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今在国际社会中日益边缘化的不利局面。过度依赖澳美同盟、急于制衡中国，不仅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也不会提升澳大利亚的国家地位，反而会损害到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甚至恶化中澳关系乃至外交环境，因此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笔者认为，不论是出于权力转移时期被弃置的本能恐惧心理，还是由于殖民主义时期遗留的对中国的排斥和防范情绪，抑或是国家身份矛盾错位引起的外交焦虑，澳大利亚都没有理由继续以外交独立性、外交灵活性和外交空间为代价，急于以疏远、制衡中国来向美国表达“忠心”。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外交利益并不自然趋于一致，澳大利亚需要及时纠偏，尽快回到中澳友好往来的正确道路上来。

很难想象，澳大利亚当前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不会危及中澳双边关系，进而波及数量庞大、利润可观、意义重大的对华出口。毕竟，从长远来看，“政冷经热”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关系很难完全独立于政治关系，很难不受双边关系下降的冲击。实践证明：霍华德给澳大利亚留下了宝贵的外交遗产——平衡外交，为澳大利亚长达27年的连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奉行“平衡外交”也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严格恪守“中立”、不介入或僵硬地奉行等距离外交。在中美间保持平衡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拥有很大的外交空间，可以充分发挥外交智慧，在保持澳美同盟的同时兼顾中澳合作，在中美之间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协调作用，以继承、丰富“平衡外交”战略的内涵。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