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在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演讲中大力肯定中国发展的同时，对于成功光环背后的隐患异常坦率地指出，“中国强调和平发展不构成其他国家的威胁，我本人也相信这一点。但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是由自己作判断，而是周边国家感受和认知，即便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意图，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危机感不断加强，最终还是会被认为是威胁。”

这番话出自这位被广泛认为亲中国的日本前政要，可能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吃惊。我们暂且不论说得是否正确，但倒是点出了中国外交面临的困境。

过去30多年，中国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速度和规模实现了一个人口大国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基本上也是正面的。这主要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相互依存以及国际机制框架下发展以及中国外交成功的结果。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世界相互依存深化的同时，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却不断恶化，中日关系就是这种悖论和中国外交困境的集中体现。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对日外交上已经体现了最大诚意和努力，关系得不到改善是因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甚至有计划地恶化中日关系的结果。这就自然产生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日本执意选择同一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对抗？为什么进行了几十年的中日友好会如此脆弱不堪？为什么中国过去10多年在软实力建设和宣传和平发展的各种努力，似乎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没毫无效果？

围绕中日关系一连串的为什么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崛起后，没有看到外部周边环境如预想的改善而失望和一定程度上的无奈，这种失望让不少人开始转向倾向于相信只有实现中国实力绝对强大，上述问题就会自动解决的“国强必稳”的“结构稳定论”的思维，这是高度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的体现。

中日关系各种版本的“结构稳定论”

以中日关系为例，“结构稳定论者”都认为中日实力对比虽然已经实现了逆转但没有占据绝对优势，所以中日关系不稳定，但在具体立论方面则体现出不同的版本。

版本一，中日经济实力差距绝对拉开，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生存必不可少的时候，中日关系就会自动稳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经济相对衰落后，日本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程度将会出现质的变化，到那个时候日本不可能不顾及自身的经济生存利益来损害中日关系。

版本二，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与美日的军事实力对比出现绝对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候，中日关系就会自动稳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威慑力达到足够让美国感到卷入中日纷争的高成本时就会选择规避，而失去美国后盾的日本就不会在安全上选择与中国对抗，中日关系就会自动稳定。

版本三，近代日本历史体现了日本追随强者的文化特征。正是二战中美国征服了日本，才有了后来让日美关系从不共戴天的敌国，变成的日本外交基轴的盟友的历史，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等到中国实力达到了足以制服日本的时候，中日关系就会自动稳定。

仅靠现实主义思维不足以带来可持续稳定

分析国际关系的时候，力量对比当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力量对比变化是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是需要注意力量对比仅是决定对外关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过度地迷信“国强必稳”的“结构稳定论”，将可能让中日关系以及同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关系走入误区。

首先，基于力量对比的“结构稳定论”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在历史上预测国际关系时候犯过重大错误。由于各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不透明，对于决策的逻辑和意图判断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让国际关系学者们转向具有量化指标的力量对比研究来预测未来，这可以避免了对于国家战略意图解读的无休止的争论，因为力量对比的量化也让人们容易信服。

冷战中，美苏关系两极格局解释的主流就是“结构稳定论”，按照这种逻辑，当时的主流学者预测两极格局的结束将会伴随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后实现新的结构稳定，冷战出乎意料地和平迅速结束让“结构稳定论”解释冷战迅速失去了昔日辉煌。

第二，“结构稳定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无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客观上会让国家产生放弃积极努力改善关系的可能。由于过度聚焦力量对比，一方面可能会对另一方为避免冲突，甚至改善关系的动机无意识地忽视，另一方面因为潜意识中相信，只有实力对比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即使现在不努力将来也会实现自动的关系稳定，力量对比结构不变化现在做什么努力也是徒劳，从而削弱自身为了改善关系的主观努力的动力，这种“等待”的心态会让双方都丧失本来有可能改善关系的契机，让冲突的可能性加大。冷战的和平结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当时美苏领导人看到了“结构稳定论”的巨大缺陷，通过主观努力加强沟通避免了重大的误判。

第三，“结构稳定论”的逻辑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中日关系出现目前的困境，但不足以作为预测未来中日关系的依据。过去十年是中日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同时强大的局面，这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强中国弱的状况，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如此重大的力量变化过渡期带来的相互再定位对关系造成一定冲击不可避免，也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稳定论”的解释有一定说服力。

但是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力量变化能够让过去的中日友好一下子变成中日对抗的局面，现在连维持起码的可持续的工作关系都困难。这说明除了力量对比因素外，还存在其他的重要原因，这些其他原因正是双方能够做主观努力的空间，而中日关系的未来正取决于这些主观努力的意愿和技巧。人类社会不是机器社会，并非马力越大关系就会稳定，这里不存在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四，“结构稳定论”的思维会减少中国试图理解周边“小国”逻辑的动力，大国主义的负面倾向就会抬头。除了日本，目前中国与菲律宾以及越南关系也比较紧张，在中国看来，中国走和平道路是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国家蓄意渲染中国威胁源于美国的挑拨，不少人认为关系不好原因，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等到中国像美国那样强大的时候，这些“小国”就自然服了。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只有等到中国真的超过美国才能得到验证。

现实是，无论越南还是菲律宾都是人口接近1亿的国家，放在其他地区无论按照什么标准都不是一个小国，他们的对华政策无疑有美国因素，但这是不是全部，中国究竟有没有认真思考过，到底懂不懂这些国家。笔者尚未看到过中国的菲律宾或者越南专家提出过让人信服的有关对方逻辑的解释。（懂得对方的逻辑并不等同于认可对方逻辑，而是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合理部分为求同存异找到钥匙），如果不知晓对方的逻辑，单方面地不停宣传和平发展，很可能会不得要领，相反的陷入为什么不被理解的苦恼之中。

作为大国或多或少都会有大国心态，大国心态也并不是完全负面的。问题在于如果大国不能够准确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小国”的逻辑，那些被无视的小国尽管可能改变不了大的战略结构，但可以造成负面的贡献（即“添乱”），反过来让大国的外交疲于奔命，进而阻碍更重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国强必稳”的国际关系观如果广泛扩散的话，就会阻碍中国战略思维和外交技巧的创新。由于过去100多年经历的国耻，让中国在看待世界时，更多地习惯于从弱国的立场来处理对外关系，而过去10多年的实力迅速增长则需要中国更多地考虑如何以一个强国的心态去看待世界，这个调整需要时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就等于反华，表达不安或者不确定也不等同于把中国看成敌手，对于纯粹现实主义者来说，这种看法可能很幼稚，因为他们担心单方面的善意解读会让中国受损。

然而，以过度的警戒心理看待外部世界，难道就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安全吗？更何况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未来超级大国，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中国有保持战略耐心和理想的空间和时间，在力量对比日益有利的大背景下，依靠创新的战略思维和精致的外交努力，特别是软实力建设，就一定会在对外关系稳定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当访问学者，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