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明确指导思想。习近平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是“把脉”国际战略格局新演进与世界潮流新转变。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近代以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因而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三是从战略上重视全球治理，明确其战略定位。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兹事体大，中方当仁不让、主动发声、顺势而为，近年来接连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全球治理话语权显著增强。

四是深刻揭示世界不太平、不公平的根源所在，致力于维护并完善当今国际秩序。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习近平在此有的放矢，所谓“维护和巩固二战胜利成果”针对的是日本安倍政府的右倾化邪路，所谓“反对保护主义”针对的则是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上搞“小圈子”与“团团伙伙”、霸蛮推进TPP等排斥新兴大国的“新把戏”。

五是厘清战略目标，突出战略重点。目标包括：推动IMF、世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机会、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重点在于：推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领域”、“新兴领域”（网络、深海、太空、极地等所谓“全球公域”）、“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机制新规则”，对多边机制与区域合作强调“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同时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六是优化战略原则，在战略文化与外交哲学上大力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务实王道”。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三共原则”）。

展望未来，在习总书记对外大战略指引下，中国必将为强化和完善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