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被打上恰当的折扣。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的短时间内，开辟或固化了诸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形成胜负决定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

今天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的强化已经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政策，它是在联合国框架或至少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强化。之所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耿耿于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处理和改善中日现实关系。换言之，正是因为目前双方关系处于一种“安全困境”的状态，所以任何一方军事上的变化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威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但同时，也不可片面夸大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否则反而会自挖陷阱对日采取不必要的强硬政策，也会刺激日本的右翼更加认为所谓“中国威胁”而要求日本增强军力，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反而有可能会导致“自我验证”，促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残余思想意识形态向着体制及其政策转变。

软实力的体现在于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中国软实力的推广似乎效果不佳，但由于西方国家在颜色革命中加入太多的集团利益的因素，使得民主形象不佳常被民众诟病，这样使得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软实力推广已经开始收到实际的成效，并且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高加索国家及俄罗斯都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模式。此外，公共外交是一个呈现政府决策、智库建言、媒体传播和民意支持彼此紧密合作与建立信任的长期过程。因此，不能够把公共外交视为一种短期解决利益与冲突问题的工具。公共外交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为国家发展塑造长期良好的舆论环境，也就是说：公共外交要创造国家决策的有力氛围，为国家决策营造声势，使民意与上意相同，全国上下一心且众志成城，最后使政府决策得以在造势的过程中获得实现。

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外交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适时精准发力，做到刚柔并济、双多边并举、多管齐下、开创新局，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要坚守“发展中大国”身份不动摇，在奋发有为的同时注意留有余地，承担国际责任务必量力而行、权责匹配、自主决定。二要均衡推进大国外交，重点拓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大国合作，创新大国协调机制。三要针对几组关键及“敏感脆弱”的大国关系重点经营、区别对待、确保主动。四要妥善运筹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等重要三角以及中俄美日四边关系，维护但不局限于中美关系，在亚太运筹中俄“集群”与美日同盟之间的博弈，扩大自身战略回旋空间，防止被孤立。五要积极应对与有效破解西方大国新一轮经贸大联合。

长期以来，我国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示、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概括，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理念方面的创新与发展。相信，通过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将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进而增强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中国与日本在亚洲的较量正在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趋激烈，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中国相对于日本的战略优势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明显，这也引起了日本在战术层面的进一步反弹。虽然从长远上来讲，大势所趋绝非机巧、算计可以阻挡，但是正视竞争对手的长处却是提高我们自身所必需的态度。中国社会必须将战略上对日本的藐视转移到战术上对日本的高度重视上来。

西方文化是一种使命性文化，其使命是要全世界的人都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如果崛起的中国复兴了亚洲价值，并且成为另一种选择，西方也会再次围剿。因为争论的战场在中国，亚洲其它地方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直接。不过，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张，这一战场迟早会延伸到其它亚洲社会，尤其是东亚社会。

建立“全球秩序”的共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美作为当前秩序变革中的核心国家，应该避免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采取相互排斥的做法。应该有风险意识，避免相互刺激和指责。同时，中美应该更加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和东盟等地区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构建共识。秩序也好，体系也罢，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各国之间需要开展更加广泛的沟通。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更需要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意图及时和清晰地传递给世界，从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