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主席即将于9月底首次在联大演说并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等系列重要活动。适值国际秩序深刻变革与秩序主导权博弈复杂激烈，中国宜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以联合国“七十大寿”为契机，维护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动引领秩序变革。

习主席此访将向美国朝野和世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中国不搞国强必霸，而将坚持和平发展；中国不搞强权政治，而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不搞零和博弈，而将倡导合作共赢；中国不搞唯利是图，而将奉行正确义利观。一个改革不停顿、开放无止境、法治更健全、市场更完善的中国，必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辟更广阔的合作前景。我们愿意人们得到这样的预期：不管两国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都将沿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走下去；不管两国还会产生什么样的矛盾，中美双方都将相互尊重，增信释疑，聚同化异，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管国际社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与挑战，中美两国都将加强彼此合作，共同维护捍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

合作共处是中美关系的前途所在，应当成为两个伟大国家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不二选择。当前，我们面临的突出挑战是，如何对待历史转变时期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演变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此，坚定正确的宏观把握是第一位的，视野重要，观念重要，态度重要。处理当下的战略问题、敏感问题，都要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考虑。中美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关系发展大框架。这一框架理应是基于合作共赢大目标的追求。今天，中美关系发展再次来到历史的拐点，要求双方展现超越性思维和历史担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回应了历史的呼唤，进一步需要的是中美双方政治上的积极互动和政策上的不断开创。

历史已经昭示了中美合作的巨大价值，未来呼唤中美两国开展更多、更有成效的合作。当今世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国内与国际问题共振、新旧矛盾叠加，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同时，宗教、种族矛盾激化，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上升，这些都给地区和全球治理带来挑战。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变化、新的多边机构产生，国际秩序正在深度调整中。面对上述种种艰巨挑战，中美合作与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和重要。中美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开展合作的过程，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过程。要使合作始终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规律，就必须提倡和强化积极、开放和互赢的思维。

中美之间需要培养良好的“合作习惯”：要避免迷失合作的焦点，紧紧围绕双方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相互学习借鉴，不断克服合作中的障碍。尤其重要的是，不应任由分歧主导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

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这从根本上由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发展阶段决定。但美国不会发动战争的理由并不全部成立，未来美国以军事手段打断中国崛起的可能是存在的。亚太地区的中美对抗，实际上是美国亚洲联盟体系与中国的对抗。失去了盟友的支持，美国就失去了对抗中国的支点。因此，在最终诉诸武力之前，美国会将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作为其持之以恒的战略目标。在达到满意效果之前，美国不会也难以发动对华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动武之前会长期平静，因为美国可能竭力促成中国与邻国的军事摩擦，加剧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从而为其未来的对华战争铺平道路。

客观环境的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成长的烦恼”，一方面，中美两国既要及时地发现这种变化，相应地做出政策调整，强化合作导向，避免中美关系坠入现实主义者“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方面，无需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过于悲观，毕竟，成长是一个过程，中美关系需要经过这样一个相互适应与磨合的阶段，才能迈向稳定、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需要从这种客观变化中发现合作的机遇，以发展的眼光来迎接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构建功能性合作伙伴关系入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次，畅通中美各个层次的交流渠道，发挥战略、经济、人文三驾马车的引领作用。最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同时，挖掘两国的“共通价值”。

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被打上恰当的折扣。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的短时间内，开辟或固化了诸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形成胜负决定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

今天日本在安保政策方面的强化已经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政策，它是在联合国框架或至少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强化。之所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耿耿于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处理和改善中日现实关系。换言之，正是因为目前双方关系处于一种“安全困境”的状态，所以任何一方军事上的变化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威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但同时，也不可片面夸大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否则反而会自挖陷阱对日采取不必要的强硬政策，也会刺激日本的右翼更加认为所谓“中国威胁”而要求日本增强军力，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反而有可能会导致“自我验证”，促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残余思想意识形态向着体制及其政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