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4日，中美举行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这是中美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一步，为未来两国加强相关交流协调开了好头。

2024年被普遍视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元年，如何确保人工智能革命公平惠及全人类发展，如何切实防止颠覆性智能风险出现，都是攸关人类前途命运、亟待合作也必须合作的重大课题。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大国，如果只把人工智能看作大国竞争的筹码和工具，可能让全人类陷入史无前例、难以自拔的重大危机。中美必须从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真诚有效的双边协调，引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智能治理机制建设，才能使人工智能安全、公平、高效地增进人类福祉，创造持久繁荣。

一、中美对话释放积极信号

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是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之一，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该机制正式启动，具有三大突出意义。

一是对中美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增进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具有重要意义。在呈现高度竞争性的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能够建立沟通渠道，保持接触和交流，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表明中美双方愿意在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人工智能领域相向而行。通过对话，中美双方能够更好地了解彼此、澄清误解，表达担忧，避免因不了解或误解而导致关系紧张、竞争加剧甚至对抗升级。

二是对管控人工智能风险、使人工智能切实造福人类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对话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中美双方围绕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深入、专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介绍了各自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看法和治理举措。当前，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迭代进化，各类安全风险和挑战也纷至沓来，引发各界广泛担忧。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共同关切风险、讨论风险、交流经验，有助于两国更好地管控风险，也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

三是对切实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商报》称，此次会谈是两国关系缓和的罕见信号，表明双方至少都在认真对待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甚至可以与彼此最强的竞争对手展开合作。虽然首次对话并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但双方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存在风险有共识，都希望能够建立被所有国家接受的规则，也愿意继续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有持续对话接触的意愿。中美双方持续接触，就能不断扩大共识，建立合作，共同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二、割裂的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一体两面，相辅相生，只就狭义安全谈风险管控，管不住根本风险。大搞极限制裁，肆意割裂全球产业生态，把人工智能作为大国竞争筹码，把安全风险管控当做限制对手的工具，只能催生更大的风险。

当前，美国将人工智能狭隘地视为大国竞争工具，一味以技术绝对领先谋求自身绝对优势。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领先”优势，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极尽遏制打压之能事，不断加码算力、算法、数据等领域的限制。此次对话中，中方向美方表达了对人工智能领域限制打压的严正立场，表明了维护公平竞争和合作发展的坚定态度。但美国“一边搞对话，一边搞打压”。美政府官员在此次会谈前便放话称，“与中方的会谈不聚焦于推进任何形式的技术合作，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保护政策不容谈判。”

美国这种为谋求自身“绝对优势”而阻遏他国发展的做法，势必创造最大的人工智能风险。一味追求速度与领先，将导致对风险的不够重视，带来更多不安全、不可控因素。罔顾他国安全与利益，将制造出新的矛盾和风险。片面地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竞争工具，恶意制造发展壁垒，只能使世界发展出互不相通、互不理解、互不兼容的人工智能体系，进而产生难以弥合的安全鸿沟。布林肯自己也说，“目前全球正在上演一场日益激烈的零和竞争，各国将被迫在西方技术和中国技术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技术割裂，不仅增加治理难度和成本，还将随着军事智能化大大加剧大国冲突和危机快速升级的风险。

三、共享发展才能共筑安全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新领域，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人类社会是将能够平等享受技术红利，还是被智能鸿沟分为两个世界；是将能够合作管控风险，安全利用人工智能，还是任由技术失控，导致人类灾难，将取决于各国当下的战略选择。

中美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强国，中美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答题，而是必须认真解决的必答题。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技术快速迭代突破、通用人工智能指日可待的关键阶段，必须肩负起对全人类负责的历史使命，发挥表率作用，合作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让人工智能切实造福全人类。中美双方应秉持积极开放态度，通过双边对话凝聚共识、互鉴经验，加强技术交流合作，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

应携手加强联合国机制建设。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交流对话、弥合分歧、形成共识、通力合作。智能治理规则和机制不应成为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而是坚持广泛参与、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差异性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形成广泛共识。立足国际政治现实，能实现最广泛代表性的平台只有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建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构的设想，中方积极响应支持，强调应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协调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安全与治理重大问题。中美应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协调推动，通过联合国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并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协调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安全与治理重大问题，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安全。

（作者为现代院国际安全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