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交部档案馆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早先达成的协议，2012年双方就中方最新解密档案，共同举办了一次万隆会议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该中心是国际知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有美国国会的背景，每年都举办很多国际问题研讨会，但举办一个以半个多世记前的国际会议为主题的研讨会还是很少有的，所以吸引了来自东西方多国的专家学者参加，其中也有不少当年万隆会议与会国家的学者。根据研讨会的安排，作为时任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由我做会议的主旨发言。我的发言主要讲了三点：

其一，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表明亚非国家联合自强，自主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空前增强，促使亚非地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包含了该地区主要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会议是近代以来首次没有西方大国直接参与，由亚非发展中国家自主举办的国际会议。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亚非地区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先后取得了独立，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新兴的国际力量。从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所占的份量和话语权逐步上升。

其二，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在万隆会议上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开始发挥引领作用。

刚建国不久的新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西方的封锁和打压，国内百废待兴，面临很多困难。在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中国的建交国仅有6个，很多国家对中国存在疑虑和不信任。此前台湾当局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给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投下了阴影。然而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在万隆会议面临困境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促使会议取得出乎意料的成果，震动世界。大多数与会国认同和赞赏中国对会议成功所做贡献。很多西方媒体较客观地评价中国的作用。万隆会议之后，亚非国家同中国的关系空前改善，其中很多国家接踵与中国建交。中国在会上所建立的良好形象及影响力一定意义上也为后来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

其三，周恩来总理及其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是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关键所在。

中国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但对会议五个发起国印尼、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表示了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主席当年在接待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时，特意表达了对此次会议的积极态度，随后任命周恩来总理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会议，并授予周总理视会议发展情况，全权采取机动灵活策略，以贯彻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的绝对信任和亲授临机决断大权，对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的果断决策起了根本保证作用。同时，周恩来在会上会下所展现的令人仰望的外交家风度、高尚的人格魅力、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充满理性光辉的深思熟虑，以及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对于扭转会议出现的紧张对立的气氛和失望情绪、促使会议沿正确方向发展、最终通过妥协达成一致起到了关键作用。周恩来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充满东方智慧的言谈举止，让与会代表、国际观察员和媒体记者，其中也包括对中国抱有猜忌与敌视态度的人士为之折服。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表示，“我是带着成见而来的，现在成见消除了”。曾发言指责中国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改口赞扬说，周总理的演讲“出色、和解，表现了民主精神”。美国专门派去观察会议的汉学家、中国通鲍大可曾现场评论说，“周恩来总理讲话没有闪电惊雷，但这正是其惊人之处”。法新社的报道说，“周恩来的形象完全支配着这个会议”。《印度吋报》的报道则鲜明指出，周的七点建议“先发制人地对付想把会议变成冷战讲坛的反共评论家。他以和平的声音发言，以讲理的谦和态度，产生了令人感动的影响”。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在总结发言中，除了原则同意中方发言的观点外，还特别提出，国际上一般认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play the leadership）始于80年代改革开放，此次研讨会的成果表明，准确的时间应是自万隆会议开始。他的这一结论性观点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赞同，从而将国际社会通行的关于自何時开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引领作用的时间提前了近30年。

敬爱的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为中国外交留下不朽业绩，其中最重要的外交思想遗产是什么？钱其琛副总理在1989年发表的“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一文指出，“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要点之一。他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他说过，“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周恩来同志找到了这样的共同点，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可说是求同存异的战略意义。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周恩来同志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使他成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

正如钱其琛同志所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现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是求同存异。在会议出现困难、混乱有可能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将原有讲稿作为书面发言，临场写了6页的发言稿，其核心思想就是求同存异。他用了最简洁的语言，讲出了许多与会领导人心里想说却又不知道怎么讲的话，一下子赢得了大家广泛的赞同，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求同存异的理念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思想，后来成为国际谈判的一个指导思想。求同存异理念源于“和为贵”、“和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但它又是一个创新，推陈出新。张宏喜大使对此曾做过专门考证，我国的古代辞书上没有“求同存异”这样的成语，是周总理提出求同存异的理念后才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新成语，这个知识产权属于周总理。

万隆会议后，求同存异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理念。

求同存异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特别指出，“世界各国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很难一致起来，为了生存和发展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找共同点”。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被证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确原则，每当遵循这一原则时我们大都取得成功，而背离这一原则时就遇到挫折。

求同存异在方法论上就是要寻求各方利益的共同点、交汇点，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此达到一致或问题的解决。求同存异还包含有不强加於人的内涵。正如周总理所指出的，“不能要求别人与我们的信仰一样，除意识形态外，我们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国家目标”。

求大同存小异是求同存异，求小同存大异也是求同存异。

其一例是，在万隆会议上，有人就对使用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的用语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对这种有点无理的言论，周总理并不是简单加以反驳来对待，而是提议使用联合国宪章前言中使用的living in peace（和平相处），而放弃使用peaceful coexistence，并采用日本代表提出的“和平宣言”作为万隆宣言的名称，从而在不失大原则条件下使分歧得以顺利解决。

另一例是，当时中美关系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很少有共同点，但是双方也都有接触的需要。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了著名的三句话声明，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局势问题”。前往观察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敏锐地抓住中方这一重要信息，紧急报回国内。美国国务院为此整整忙了三天，开会研究和讨论，最终认定中国有与美国谈判的意愿。三个月后，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启动，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了厚重的一页。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特邀副理事长，高级研究员，前驻牙买加、肯尼亚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