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基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基本趋势，中国更需做好周边外交，实现以空间换时间，对中美关系和周边外交进行适当的分离和灵活协调，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行稳致远。

美国的联邦制决定了它不是朝野一致反华，美国对华关系友好和良性的空间是存在的。对此，我们眼睛不能只盯住华盛顿，还要看到美国广大的州市和广大企业。中美经贸压舱石在草根。要根据各州不同的具体需要，大力巩固和发展经贸、科技和人文合作。草根工作越扎实，规模越大，维护中美经贸平稳发展的能力便越强。

今天，我们正在面对的日本，是一个完全“双面”的日本，即，在国家安全与地缘战略选择上“背中国而行”的日本和经贸与社会交往上“向中国而行”的日本。有鉴于此，改善中日关系，既要靠行动，更要靠时间。未来的中日关系，急不得，但却要有新作为！

不管是中美谈判，还是欧美谈判，还是将来中欧之间进行的磋商，我们的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对欧政策可以概括为三个支持：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支持欧盟团结和壮大，支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三个支持，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经过认真思考做出的战略选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当前的中美关系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清楚。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受其影响，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呈现“抗变”状态。我们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其复杂性、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冷静看待并积极引导当前中美关系。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在“后中导条约时代”，美将启动研发—部署—实战应用的退约“连锁反应”。此外，美将继续通过军备发展和军控施压并用的“双轨方案”进一步压缩对手国家的战略空间。对此，我们需认清美行为的根本目标和常用手段。同时，我们也需在技术、学术、法理和人才等领域加紧储备，就国际多边军控谈判积极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

目前中美现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中美之间现在最需要重视两件事情，一是要防止政治军事、经贸金融、人文社会等三大领域产生摩擦和冲突的共振；第二就是不能让形势急剧下滑。现在对付中国，美国并没有像样的办法。而且，中国对中美走向有一定的主动性、掌控力。中国妥善解决中美摩擦中最关键的，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中国越强，中美关系未来越可控。

巧借国际动能，配置全球资源，是7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国际治理体系互动的重大经验。每一时期，中国审时度势，抓住发展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宝贵实践，应在未来进一步发扬与坚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目标取向、具体政策层面，地区国家各自版本的“印太愿景”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存在不少差异。未来，这种差异是扩大还是缩小，“亚洲版北约”是成型还是消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对四国机制升级等动向，既要保持警惕，也不必过度反应。破解“亚洲版北约”的关键，在于更加积极有为地处理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始终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筹，经历了从昂然站起来、逐渐富起来到开始强起来的光辉过程。新中国70年外交的成就辉煌，得益于奉行五大原则和具有五大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