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印太”地区一系列煽动紧张局势的行为不符合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与中印各自的追求也背道而驰。尽管中印之间存在着短期看来难以彻底解决的领土纠纷，但两国之间还是蕴含着巨大的合作潜能，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致力于探索中印外交关系的新出路，以阻止美国利用“印太”战略来打击中国，离间中印。

尽管今天“脱钩”论甚嚣尘上，甚至中美之间的“柏林墙”呼之欲出。但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对华政策还是中国对美政策，都没有最后定型，仍有转换空间。未来最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都尽可能增加备选方案，在试错中不断调整。这是一个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专业、耐心和冷静，越不能放空炮、讲大话。

中美关系越困难，越需要我们确立底线思维。2014年前后，中国官方多次指出：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是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据此我认为，处理今天的中美关系，应当坚守三条底线。只要坚守上面所说的三条底线，遏止双边交往的全面破裂，中美关系能够重回正常轨道，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机遇问题。

美国对华发起“叙事之战”的目的在于减损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信任感，疏离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将中国与全球供应链剥离开来。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同时又避免跌入“叙事之战”所隐含的种种陷阱，这是一种巨大考验。更重要的，中国应设法超越它，重视疫情背景下的“信心修复”“信任修复”，确保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才是根本性问题！

相比原来而言，现在应更多的从安全角度来思考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大的投入包括要进行大的改革。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态度和做法的变化，中国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做好，中国要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针对目前的风险因素，我们能否把优势发挥到最大，在于如何把自己最早走出疫情的先机用好。

未来更大挑战还在后面，为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需要有温度、亮度和力度。“温度”是睦邻友好、大而可亲、守望相助。“亮度”是合作共赢，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力度”是要有斗争精神。

2015年美国对华战略辩论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国过去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但到今天，美国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拿什么战略取而代之。同时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可能更有决策的灵活余地，更有行动力、决断力，更有战略眼光。特朗普政府是做不出这样的战略决断的。所以，恐怕要靠我们中国来做出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判断。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关口，恐怕要想清楚未来中国对美战略趋势，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时代变了，我们的战略也要变；二是美国的战略变了，中国的战略也要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课题，愈发激烈的中美竞争增加了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国反华浪潮相互作用，对“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了挑战。在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中国应主动寻求合作，高举全球化、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大旗，在国际战略博弈中占据主动。

对于重要大国关系及周边外交，王外长认为要妥处中美矛盾，稳定大国关系，拓展周边经贸合作，应对经济“脱钩论”。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重构，因此，我们要坚持全球化与多边主义，改革与完善当前的全球治理架构。在完整的问答之中，中国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战略与策略也正在进一步明晰化。

各国人民生命健康休戚与共，人类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病毒不分国家和种族，政治操弄只会给病毒可趁之机，以邻为壑只会被病毒各个击破，无视科学只会让病毒趁虚而入。新冠肺炎疫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中美两国当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是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助力两国各自的抗疫斗争；第二是顺应国际社会期待，共同参与和推动抗疫多边合作，为全球抗疫发挥积极作用；第三是着眼疫情长期化和防控常态化，及早就如何减少疫情对两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冲击展开宏观政策的协调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