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势不可挡,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而且从国际共识来讲,对多边主义的认同超过了对多极化的认同。从我们的角度讲,多边主义和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的国家不一定会接受多极世界,但一般会支持多边主义。同时在国际交往和交流中,越是在中国有更多发声机会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谦虚谨慎,要善于倾听和学习。 |
采访结束,杨洁勉起身离开酒店的小会议室。他突然又往回走,拿起桌子上的矿泉水带上。“刚才就喝了几口,不要浪费。” 这是杨洁勉长期参与国际活动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惯。 68岁的杨洁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他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故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杨洁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近几年,卸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的杨洁勉已经较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些问题,我现在不便谈;也不是不谈,而是怕误导。”杨洁勉坦言。仍然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上。 全球化势不可挡,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是真正重视全球治理这个议题的? 杨洁勉: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全球治理、国际治理是从古就有的。但是,真正开始实践,大概是在350年以前,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世界开始连成一片,但是主要还是以欧洲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治理逐步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注重点。但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个提法的出现要到1990年,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政界的,前德国总理勃兰特,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罗西瑙(James N.Rosenau)教授,他编了一本册子,名字叫《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观察期和考虑期的,因为全球治理是西方提出来,当时的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疑虑。中国学界方面,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开始比较多地探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提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是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之后这个词汇也就在政界和学界中经常使用了。之后中央政治局有两次集体学习,主题就围绕着全球治理。我想,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主要是有下面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相比于之前国际关系领域里常提到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这些概念,全球治理的范围要更广;另外,面对着一些全球性的挑战,人类的认知程度和应对能力相对而言还是不配套的,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个原因,2008年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北京奥运会,再一个就是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由原来的部长级别升级为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首届G20峰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出席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 第三个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断涌现。从上世纪末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始,到现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但全球化是个历史潮流,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顺势而为和趋利避害。 中国新闻周刊:从决策层面看,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中国从开始探讨到正式接纳,其实也就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放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速度属于很快的吗? 杨洁勉:应该说,前面的准备期要长得多,虽然之前可能用的不是现在的这个提法。其实,从改革开放开始,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同世界融合速度的加快,关于全球治理的思考和探讨一直就有。 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国际范畴来看,也有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比如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有英国的脱欧。 再就是,全球治理是同多边主义紧密相结合。近代两三百年来,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始终存在的。现在,多边主义从外交领域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变成了一种理念和方向。现在讲的多边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内,就是要提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话语权。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更高,并出现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际力量的对比,面临一个相对均衡化的拐点。 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中国要坚持,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要坚持。如果美国不坚持,那么它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再比如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这三年来反反复复,到今天还没有搞定。这些就说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斗争也很胶着。 不过,看国际局势的变化,还是要看趋势,有的时候还要放在更长一点的时间段来考虑。 中国新闻周刊:能说这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斗争的胶着态势,是阶段性的,而不是趋势性的吗? 杨洁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坚信,全球化势不可挡,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而且从国际共识来讲,对多边主义的认同超过了对多极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主义的基础会更广泛一点。当然从我们的角度讲,多边主义和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的国家不一定会接受多极世界,但一般会支持多边主义。 抱着先要教育别人的想法,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中国新闻周刊: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上,中国近些年呈现出什么明显的特点? 杨洁勉: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所提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指政治秩序(当然,用词不一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背景是美国和西方赢得了冷战,老布什总统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甚至有美国的学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 到了新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发展,为形成比较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且,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平台上发声,比如说APEC、G20、金砖、上合、亚信会议等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年,中国的主场外交形成了一个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逐步体现出来了。 在去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他们在理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上,会感到困难吗?如果会的话,这种困难主要是什么? 杨洁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治学经验,从他们的背景、世界观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比如美国的基辛格、法国的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的施罗德,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 世界是大家的,中国的观点不管有多高明,但总有不足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对方,理解对方,通过求同存异,找到共同点、相近点。如果出现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需要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一样。说到理解上的困难,他们还是有的,主要是因为在历史、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知不同,而难以理解我们的理想、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等。 在国际交往和交流中,如果抱着先要教育别人的想法,我认为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在这点上,我们要永远学习周恩来总理。 另外,讲好中国故事,你得知道你是跟谁讲,你跟发达国家的前政要或者是现政要,你跟美国的学术大咖和非洲的学者,讲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讲的重点也就应该不一样。 越是在中国地位和实力提升,越是在中国有更多发声机会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谦虚谨慎。善于倾听和学习,一方面能增加我们自身的智慧,也能让对方对我们更加尊重。 (杨洁勉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章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