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代表产油国的“欧佩克”或“欧佩克+”通过调节石油供应量来控制油价。现在，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想通过调控石油供应来控制油价。这是对石油权力游戏规则的改写，必会载入史册。但是，鉴于美国手中堪当油价重任的只有储备油，而且美国的储备不是无限量的。而沙特没有数量限制，可以无限期增产或减产。两相对比，尽管美国享有强大的综合性石油权力，但在油价战中可能还是难敌沙特。

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出现历史性震荡，能源关系出现历史性调整，能源体系陷入紊乱与不适，能源市场波动引发强烈骨牌效应等，国际能源领域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将国际能源政治推向新的发展轨道。未来一个时期，能源的政治和安全属性再度凸显，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更加明显，动荡与不确定将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新常态，国际能源格局或出现新的二元对立格局，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断变化。

尽管谁是“爆炸案”的“真凶”仍未得到确认，“北溪”管道遭毁损也不等于俄欧天然气贸易彻底“断线”，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欧洲能源的地缘版图重构进程已不可逆，俄欧信任短期难以回升。而且此次管道泄漏事故如果被证实是“人为蓄意破坏”，则将开启国际上利用恐怖主义手段破坏跨国能源基础设施的危险先例，是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釜底抽薪”式的新威胁。

欧盟希望日韩成为其压价美国的“砝码”，这一预期效果可能会打折扣。首先，亚洲国家在LNG定价方面话语权不高。其次，和欧洲相比，日韩的选择更多，且没有欧洲这么急迫的需求。第三，由于美国对日韩的倚重在提高，所以期望他们能与欧盟站在一个战壕里缺乏政治基础。当前，欧洲如何有效控制需求是必须考虑的紧迫问题，欧洲眼下能做的包括短期尽可能保证LNG库存，打击投机；同时适当调整电力价格，提升电力调度能力。

G7对俄石油限价，首先是为了抑制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其次是限制俄从石油出口中获得收入，进而限制俄在乌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而且由于世界经济形势面临不确定性，原油需求疲软，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原油价格上涨已经停止，当前原油价格已经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原油价格上涨动力减弱，这为干预原油价格提供了条件。然而，G7对俄石油限价的愿望很难取得实际效果，落实限价计划的条件并不具备。

近年来，美沙关系频频示警，反映出这对长达80年之久的盟友日益同床异梦。未来一段时间，沙特与美国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但是必须看到，美沙关系的变化仍是量变，远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两国关系会长期处于“斗而不破”“边斗争边合作”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因为美沙互有需求，尤其是美国不能同时制裁俄罗斯、疏远沙特、转型清洁能源、维持低油价，而不得不在此做出取舍。

此次乌克兰危机升级带来的欧洲能源危机则再一次推动欧洲能源政策的结构性变革，即：调整能源供应来源；提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修正激进的气候变化政策。这必将对未来几十年世界能源格局，甚至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或许这也是欧盟化危为机、推动共同能源政策的机遇。

墨西哥原油储量丰富，但生产存在问题，燃油依赖进口。现任总统上台后进行了一场改变墨能源行业游戏规则和利益版图的改革，让美国企业和跨国资本损失惨重。对此，拜登政府以“反歧视”和“能源转型”的旗号对墨西哥发难，意在：一，替企业出头，确保墨能源市场的份额，保证美企的丰厚利润不被蚕食。二，驱使墨政府向美贴靠配合。三，敲打拉美的资源民族主义思潮。面对美方诘难，墨政府态度有所调整。总的来说，墨西哥或许从“美墨特殊关系”中获得一定收益，但并未改变其身处贸易和产业链低端的地位。身处超级经济体的阴影下，如何走出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成为墨各界求索的终极命题。

此次能源危机可以促使欧洲反思其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的平衡政策。首先，与可再生能源相比，核电和天然气不应过早淘汰。其次，煤炭也不应彻底放弃。再次，核能确实是最环保的，而天然气的温室气体排放一直被低估。最后，能源转型没有与化石燃料生产国合作，没有考虑他们的诉求。这对于地区和国际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都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此外，就欧洲的绿色能源转型来看，转型过程将是长期趋势，将持续数十年。鉴于当前的能源危机很大部分是由西方的能源政策造成的，预计未来二十年内世界仍需化石燃料，西方希望重构全球能源市场的努力恐难奏效。

金砖国家能源供需市场份额很大，能源互补性很强，具有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潜力和条件；但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制约，其中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缘政治干扰。金砖国家需要增加战略互信，利用能源领域的互补性，加强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尤其是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机遇，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