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疫情常态化、经济发展放缓、通胀压力加大、大国博弈激烈化、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岸田首相支持率走低等诸多要素作用的迭加振荡下，日本社会脆弱性凸显。这导致“M型社会”不断坍缩，阶层分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更为严峻。由此引发的社会体系空心化及其一系列社会行为失范使日本社会消极的利己主义心理弥漫，认为“不做就是最好的”。未来，岸田内阁的“新资本主义”口号下的经济社会改革，任重道远。

对于日本和岸田文雄政府而言，首相突访乌克兰是一道“必答题”，但其也掺杂了部分“附加题”的成分在内。毋庸置疑，岸田政府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及接下来主持召开G7首脑峰会的机会，稳固自身的政治基础与执政地位，同时带领日本更近距离地触碰战后“政治大国”的战略梦想。

为提升经济效率，20世纪末日本开始了以放宽规制、自由化和结构改革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为突破少子老龄化造成供需双瓶颈，日企纷纷转向开拓海外市场。尽管担心“产业空洞化”，日政府仍支持企业行为，但正当日本从贸易大国转向投资大国之际，突变的国际环境成为新的严峻考验，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安保化倾向和全球价值链重塑等新形势或将迫使日本经济再度转型。

日本对华战略认知看上去是日中两国之间的事，但这是表象。自民党内秩序的重建、日本国内政治以及日美同盟关系重组的三重逻辑的复杂互动，则是更加根本性的动因。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日进行对话就没意义。中日关系中的安保问题是一个新课题。如果不沟通，上述三个逻辑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这对中国和中日关系都不利。

日本借助乌克兰危机不断加速内政外交、军事安全等调整，以增加战略主动权，推进“脱战后体制”。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国际安全态势巨变，进一步加快日本战略调整速度，然而，日本的战略调整并不顺畅，对俄罗斯制裁的反噬效应开始显现，战略困境日益凸显。

显然，新“安保三书”对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背后，不仅有浓厚的美国因素，更隐藏着日本想成为“正常军事大国”的强烈意图。事实证明，岸田政府已然走上了强军扩武的危险之路，并将矛头指向中国，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战后日本的状态，使日本成为战争当事国的风险不断上升。日本从未认真清算二战历史，如今又在煽动紧张局势，再次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

日本去年年底发布了三个有关国家安全的文件，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美国化倾向日益明显，即以假想敌认知为基础来制定战略。这在中国看来，日本似乎在战略上主动选择了充当遏华急先锋，由此或导致中日关系从根本上改善的动力不足，危机管控和止损将成重点。同时，尽管美国支持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大转变，但美国对一个过度战略自主的日本也很难放心。因此，日本最终会意识到，依靠安全战略美国化难以获得战略自主和在中日美关系中的存在感。

日本政局动荡常态化，折射出的是日本国家的发展困境。当前日本政坛保守势力主导、自民党独大的基本格局严重固化，左翼革新力量几近消亡。这反映在社会层面是反战和平主义思潮严重退潮。体现在外交层面是日本政客热衷煽动迎合“反华厌韩”等民粹主义思潮，争相对外示强。而对于如何打破日本的周边外交困局，则无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主张。这种对外战略的短视和偏执，正在把日本政治推向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的死胡同。当前日本民众期待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重振国力，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变革，改变僵化的对外战略思维，恐怕谁都难以带领日本摆脱发展困局。

日本政治未来的大趋势是：在“统一教”问题捅破安倍派与右翼邪教勾连的毒瘤以后，邪教干预政治、无视日本国民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本质被认清，安倍派将走向衰落。宏池会大平正芳系统的岸田派、麻生派和谷垣集团，田中—竹下系统的平成研究会茂木派，将继续作为自民党主流派主导日本内政外交。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政治家与中国领导人1972年共同开创了中日友好关系，清和会安倍派一小撮靠右翼邪教起家的政客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中日友好关系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两国有识之士有责任共同为两国、亚洲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当前日本经济颓势凸显，民众生活困难。在此背景下，岸田文雄高调打出“新资本主义”，强调从增长和分配两方面建立机制修正市场失灵，多措并举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克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对此，日本舆论认为，“新资本主义”以经济增长和分配为两大支柱，新意本在于分配政策，但从最新出台的实施计划看，并没有优化利益分配、提高民众收入的实质性举措，与既有经济增长战略无异。今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切实推行“新资本主义”的各项政策，将考验岸田文雄的政治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