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岸田及其执政团队受制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涉华外交上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和一过性的。在推动其对华示强、示硬的结构性、长期性因素没有根本消除之前,中日关系依然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阶段。为促使日本当政者真正改弦易辙,与中方相向而行,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善于战略运筹,优化战略态势。 |
6月1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他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虽然尚未制定具体的计划,但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他会考虑访问中国。三天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了这一态度。有消息说,日本政府正考虑将稳定中日关系作为2023年下半年的外交重点。 不过,回顾岸田上任以来在涉华事务上的所作所为,人们不能不对他访华的真意提出质疑。 岸田让中日关系伤得不轻 岸田文雄是2021年10月4日就任首相的。四天后,他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强调要抓住有利契机,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然而,他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却与人们的期盼完全相反,中日关系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倒退。 岸田文雄出任首相两年不到,但在偏离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错误道路上却走得比他的前任、执政八年零九个月的安倍晋三更远,也更加肆无忌惮。 远的不说,岸田自去年5月以来的“五箭齐发”就让中日关系遍体鳞伤。 第一支“箭”是2022年5月出台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岸田内阁紧随美国步伐,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日间的供应链实行单向调整,限制所谓军民两用技术进入中国,人为干扰中日经贸合作的正常节奏,为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支“箭”是2022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这些文件除实质性颠覆战后和平宪法、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外,更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背弃了两国间有关“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第三支“箭”是2023年5月公布的23项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岸田内阁是在美日荷秘密磋商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后率先出招的。其限制范围涉及清洁、沉积(成膜)、退火(热处理)、光刻(曝光)、蚀刻(化学去除)、检查六类设备。此举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关系。 第四支“箭”是在2023年5月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日本作为东道主,竭力配合美国推动阵营对抗,在这次峰会议程中塞入大量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尤其是峰会联合声明中20次提及中国,创历史之最。这场由日本主办的峰会完全变成了一场污名化中国的“大合唱”。 第五支“箭”是日本将在今年8月开始强行将含氘的福岛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岸田内阁不顾国内民众以及亚洲、太平洋岛国等的强烈反对,以经济成本为由,准备将逾百万吨的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历时30年。这种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的自私行径自然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的谴责。 岸田政权的倒行逆施,让中日关系严重受伤:202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由上年的6714亿美元跌至3574亿美元,今年1至5月同比又下降10.4%。日本民众的对华亲近感也持续下跌,内阁府的调查表明,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受访者仅占受访者的17.8%,没有亲近感的则有81.8%。日本媒体上更是充斥着大量指责中国、妖魔化中国的文章。有评论家直言,当下日本涉华舆论氛围堪比90多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前夕。 岸田缘何会让涉华外交大幅开倒车 就直接原因而言,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日本在乌克兰危机后向美国递交投名状、充当阵营对抗“急先锋”的必然选择。拜登主政以来,美国热衷于将世界划分为所谓“民主对专制”的两大阵营。日本是美盟国中最支持这一叙事结构的。乌克兰危机后日本加入了美国为首的援乌抗俄阵营,表现得十分积极。而且,它还将中国和俄罗斯绑在一起,鼓吹“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东亚”。这既是向美国递“投名状”,也是在给美国“带节奏”。 第二,岸田作为小派系领袖为取悦党内保守势力、坐稳首相位置不惜对华示强。在自民党历史上,小派系领袖担任总裁、首相往往“短命”。岸田上任伊始便试图与自民党内的茂木派、麻生派走近,但三派力量加起来,也只能勉强与最大派系的安倍派打成平手。近期,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持续走低,为赢得安倍派的支持,避免短命首相的噩运,他只能打出继承安倍路线的旗号,而且在涉华外交上表现得更激进、更强硬。 而促使岸田在中日关系上开倒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是百年变局下中日综合国力对比处于“转圜拐点”时必然冲撞的结果。近30多年来,中日综合国力的对比出现“过山车”式的变化:中国的GDP在1990年还只是日本的1/8,2010年反超日本后逐渐升至日本的3.5倍。虽然目前日本的人均GDP依然高于中国,某些领域还保持一定优势,但日本保守政客对中国的态度已经由不相信、不服气转为焦虑和恐惧,“危机感”与“机遇感”交织在一起,导致其产生了要同中国“一搏”的冲动。 其次,这是日本政治生态出现劣化趋势、制衡装置和纠错机制相继失灵的结果。日本从1996年引入小选举区制度后,议员队伍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复存在,政治家的“保鲜期”越来越短。“剧场政治”盛行更导致政治家鼠目寸光,将精力集中在如何确保当选以及在党派角逐中最大限度捞取实惠上。另外,日本政坛格局呈“一强多弱”局面,在野党阵营四分五裂,已经难以对当权者脱离常规的“暴走”行径形成有效的牵制。 第三,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固有缺陷导致日本当权者对华认知走岔路的结果。日本当权者在研判世界大势特别是对华关系时,很难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其战略文化中的固有缺陷有关。其对华认知之所以会严重偏离客观现实,源于其难以摆脱对美依存的思维惯性,难以摆脱非黑即白的二元逻辑,难以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难以摆脱对华优越的历史包袱。 岸田“变脸”有三大驱动因素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岸田异乎寻常地表达访华意愿的呢? 第一个驱动因素是美国涉华外交的调整。拜登政权面临2024年的大选,有意对近年来持续紧张的对华关系进行微调。继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访华,与中方进行高层接触、密集磋商后,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也在酝酿访华。这是让日方始料未及的。美国推行“越顶外交”的历史教训始终是日本政要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避免美国突然抽掉梯子让日本下不了台,岸田及其执政团队不得不找一条退路。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一些日本舆论氛围的变调。日本舆论氛围总体上对中国依然十分严峻,但近期似乎出现了若干松动:一是部分有识之士公开发声,批评岸田内阁偏离“日美同盟”“日中协调”的既定路线,一味对华强硬,压缩了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有的还明确反对“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叙事结构;二是以《日本经济新闻》为首的一些媒体近来对中国的气变对策和新能源汽车的进步作了正面报道。这是日本传媒界难得出现的一抹“亮色”。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来自日本财界团体的压力。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贸伙伴。外务省的调查表明,在华日企逾三万家,约占海外日企总数的40%,且在华日企的平均盈利率是15%,是海外日企、本土日企的两倍。财界团体担心,日本政府对输华半导体制造设备设限,不仅会让相关日企近30%的盈利归零,还可能影响在华日企的进一步发展。财界团体希望岸田内阁能够重新回到与中国对话、沟通的轨道上来。 中日关系“解套”:路漫漫其修远 中日是亚洲地区两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中日双边关系持续僵冷,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不希望看到的。中国对日政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近两年来,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达愿与日方一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但种种迹象表明,岸田和他的执政团队目前受制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涉华外交上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和一过性的。在推动其对华示强、示硬的结构性、长期性因素没有根本消除之前,中日关系依然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阶段。那怎样才能促使日本当政者真正改弦易辙,与中方相向而行呢? 保持战略定力。既然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尚难转暖,我们就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境界和睿智。既不能被“浮云遮望眼”,轻信对方的各种虚言假语;又要处惊不变,临危而不惧,对日本保守政客在处于亢奋状态时的猖狂一跳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善于战略运筹。要抓住主要矛盾,认清美国是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障碍,要把握节奏,张弛有度。 优化战略态势。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我在大国博弈中稳操胜券的关键;其次是要做大做强朋友圈,依托上合组织、金砖体制和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与美西方周旋;在日本国内,也要努力争取经济界和地方自治体,特别是要做好历史包袱较轻的“Z世代”年轻人的工作。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