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但自泡沫经济破灭后至今长达30年左右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不足，同时日本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国家财政恶化，加之产业外流和贸易赤字增加导致日元汇率失去背后支撑，货币国际竞争力不断减弱，货币价值走低。因此，日元未来仍将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其发达国家地位或将遭受更多挑战。日本未来要想实现长期健康发展，需直面汇率背后的深层问题，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日本聚焦“全球南方”国家展开高密度的外交活动，意在扩大日本影响力、织密“反华包围圈”。尽管日本经营“全球南方”有其独特优势，但助推“阵营对抗”才是日本的根本目标，而这显然不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根本利益。在全球化深刻发展的今天，无论是零和思维还是“阵营对抗”，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根本诉求背道而驰。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真王道。

美日借此访高调宣示两国“全球伙伴关系”定位，显示出美日进一步强化相互借重，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地位上升，跻身美国最核心盟友。美日同盟进一步呈现全方位、外向型、攻击性的特征。但美日对岸田此访也是各有所图，彼此利益目标的一致性难掩深层次的同盟困境。可以预见，未来双方围绕经贸利益和防务经费分担等问题的固有分歧还会不时浮现。美日此番“升级”同盟关系剑指中国，将深刻影响亚太地区战略稳定，蕴含多重风险隐患。对此，地区各国不可掉以轻心。

在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外向化的趋势下，日本政府两度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竭力打破军事出口限制，强势振兴军工产业，力图迅速提升军事能力，拉动对外防务合作，增强与美国为首的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战略紧密度，同时也持续推动国内相关法律、政策的修订进程，积极驱动国家安全战略“突破禁区”。日本在军力建设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姿态日趋激进，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负面因素，同时也在其国内引发争议。

日本强化军事外交并非心血来潮，其中内外交织着一系列战略盘算。首先，难以抑制摆脱战后束缚的冲动。其次，外部环境被日本政府视为“难得契机”并大加利用。再者，在外交上实现经济和军事“双轮驱动”意图明显。不过，日本从侧重经济外交转向经济和军事外交双轮驱动，并为此想方设法补齐阻碍开展军事外交的“短板”，不仅使日本和平发展道路面临更大变数，也将给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更多危险。

日本Rapidus计划达成2027年量产2nm芯片的目标。把具备2nm芯片制造技术看作未来“芯片立国”之本的日本，将实现芯片“雄心”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上。Rapidus与IBM等公司展开合作，希望从IBM处求得核心技术，但IBM技术并不成熟，且附带地缘政治条件。日本的芯片技术引进吸收过程有不小风险，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这次峰会对美日关系，特别是军事安全关系做了一次重要更新，可以说迎来“新时代”。日本近年来一直都希望在印太地区参与“小多边”，希望在东南亚找到一个合作的立足点，他通过本次峰会达到了目的。但这次岸田访美，包括美日菲首脑会谈取得的成就，不足以给其支持率带来多大回升。日本近期体现出来的一个最大动向就是要强化自身的领导力，主导或者积极参与地区议程。同时，中日关系整体不乐观，进入到一种低位徘徊状态。双方仍保有沟通机制，但中日关系不可能立即回归正常。当前不存在“亚洲小北约”，美国实际上在亚洲打造的是“辐轴”体系，这同北约有很大差异。当然，“北约亚太化”是美国想要的，但现实未必朝这个方向发展。

通过这次访问，日美双方将对当前同盟关系进行调整，从而使该同盟呈现出所谓的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的新动向，这实际上是美国感到自身衰落欲拉盟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安排。日本在美国操纵下丧失自我，以所谓的同盟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为借口，追随美国介入全球事务，以邻为敌，虚构威胁论，甘愿成为美国控制欧亚大陆国家的“远东之锚”，其结果除了给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日本自身也会被卷入冲突之中，与其谋求的安全保障恰是背道而驰。

按照日本政府的表态，强化军力，强化日美同盟，是为了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但实际上，日本面临的风险、付出的代价随着其在日美同盟中扮演角色愈发重要而增加。对日本而言，强化日美同盟是否已经无法达到使自身更为安全的本来目的，反而为自身带来了更大风险？这是日本应该重新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日本“印太战略”由安倍晋三提出，经岸田文雄继承和发展。当下的日本“印太战略”理念宽泛、议题和伙伴广泛、泛安全化色彩浓重，已成为兼具结盟性、遏华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的综合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的发展折射日本欲引领塑造国际秩序特别是“印太”秩序的野心，也暴露其遏制中国之意。他危害区域和平稳定繁荣，更具有广泛的外溢效应。不过，鉴于日本强化“印太战略”面临着战略透支、经济基础不稳和外部支持不牢三重制约，这些因素虽难在短期内扭转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但将限制其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