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知实力不足，想要借助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影响力，以“日美+东南亚某国”的形式，拓展自己的海上安全影响力。但东盟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坚持以小搏大在地区事务中维护“东盟中心作用”，难以接受域外国家、特别是大国主导构建攸关其利益的东南亚海上安全框架。

在经历了“失去的30年”后，人们对日本总体衰退和内外政策右倾保守化已有定论。日本民众本希望岸田政府能在经济、民生领域推动实实在在的改革，在构建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前提下增强国家自主战略，然而，岸田政府一如既往地缺乏政策平衡感，自上台以来始终未能满足民众期待，支持率低迷，终将把日本政局带向更不确知的未来。

尽管岸田政权因此次丑闻遭受重创，但由于在野党力量仍较弱小，且自民党党内尚未出现要求岸田下台的强大声音，因此岸田短期内还能“坚持”。不过，也有人认为，随着检方调查的深入，此次丑闻一旦发展成刑事案件，岸田内阁倒台也并非没有可能。

日本扩大防卫预算的行为不断突破“自卫”意涵，严重“防卫过当”。由于刚刚爆发的自民党政治资金丑闻，岸田政府的政治前景已不被看好。再加上2024年是日本大选年。届时，岸田政府通过增税来满足军事预算需求，以及不惜牺牲中日经贸合作来配合美国遏华政策的行为都将面临日本国内民意的检视。

在当前民意逆风之下，自民党不可能解散国会进入选举。岸田首相大有殊死一搏之势，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彻底削弱安倍派，将政权生命延续至2024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但自民党派系政治历来复杂，安倍派作为党内最大派系集体下野，意味着它今后将作为非主流派活动，这无疑是对麻生派和岸田派基于现实利益而脆弱联盟的一次考验。同时，这场丑闻不仅是安倍派或自民党的问题，更是日本政治体制的问题。它可能成为推动日本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未来它是否能引发日本政治权力的新变革，值得关注。

东南亚曾是日本海外投资的“后花园”，但随着该地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增长潜力不断凸显，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在东南亚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竞争，日企对东南亚投资渐露“消极”姿态，同时岸田政府也愈发以“经济安全”甚至“安全保障”为由约束日企投资。目前，日企在东南亚投资基础犹在，接下来不能因噎废食，为一些所谓“安全风险”买单；另外日本政府还需对企业海外投资多点真金白银的经济支持。

“宴会券”问题主要牵扯到安倍派议员违反政治资金规制法，若该事件继续发酵，将对日本政坛造成巨大冲击。第一，冲击派阀政治。一旦调查打开突破口，这一事件很可能“爆雷”成重大腐败案。第二，危及岸田内阁。作为岸田内阁核心成员，官房长官引咎辞职，将对内阁构成重大打击。此外，其余嫌犯都身居要职，如果罪状坐实，岸田内阁也将面临信任危机。第三，搅动日本政坛。自民党内连爆丑闻，岸田支持率一路走低，日媒已开始谈论后岸田时期政治走向。

当前，中日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两国产业呈现相互依存、水平分工新特征。同时，当今世界又迎来一次技术创新的时代潮流，中日产业被推向时代前沿，迎来制造业升级新机遇。有鉴于此，两国应“从竞争走向协调”，在水平分工中寻找合作，并拓宽人文交流，努力把握中日关系的历史新方位。

放眼世界，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层出不穷，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成为个别地区、一些国家安全发展的稀缺品。日本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大国，理应走出路径依赖、思维定式，跳出“小安全”格局，顺应历史大势，同中国一起锚定正确方向，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日本政府任命新驻华大使从侧面反映出当今“知华派”在日本政界及外务省内捉襟见肘的窘境，“知华”未必“亲华”。此外，日本对华政策的总体设计受美国影响较大，此次任命“美国通”为新驻华大使或许是美国对日政策影响力的体现。不过，中美关系缓和未必会给中日关系留足关系改善的机会空间，说到底中日关系的改善有赖于日方作出改善关系的积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