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日中关系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两国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日友好互利关系，而且在某些大国领导人置现行国际规则于不顾，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拓展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中日应该加强两国之间以及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合作，防止世界陷入失序状态，并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

2018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意味着虽然和平宪法依然存在，专守防卫依然是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但已遭到严重突破。之所以《防卫计划大纲》能够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将和平宪法空心化，本质上是因为当今的日本政界对安倍政权的“纵容”和民众对政治的“冷感”。

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道路无疑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日美关系“不对等”的局面显然不可能在短期改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日本面临美国的“站队压力”。在东北亚格局变动中，日本正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日本想在中美之间实现某种外交平衡也并非易事。

日本如何在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之间寻找平衡，以及以更加长远和宽广的视角积极引领世界，对于跨国企业经济活动的多边规则形成一种国际共识，将对日本今后的国际地位有很大影响。华为事件以及中美规则战，对于日本、中日关系和世界经济秩序重建，都是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突破日美同盟发展中日关系在现阶段并不现实，但破坏中日关系以取悦美国也不符合日本利益。日方如果真的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能由竞争转为协调，由相互威胁变为伙伴，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就应淡化日美同盟的反华色彩，追求和平与合作的目标，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坚持四个文件精神，排除障碍和干扰，共同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广泛合作的新时代。

日前，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回顾战后中日关系：课题与展望——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研讨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作了特别演讲，他指出，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取决于四大因缘：天缘（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外交）、币缘（金融货币），以及物缘（商品贸易）。现将演讲主要观点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这次美日两国贸易摩擦，不可能升级成为全面的贸易战。因为，美日两国都不想因为小小的贸易问题而导致美日战略同盟关系动摇。不过，今后美国让日本在自己国家防卫和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战略角色。因此，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会有相应地提升。由此，日本的外交政策相对于过去更加具有独立性。

当前日本民众对华认知负面的基本情况没有改善，让中日经济关系强化产生实际效果，成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这对于改善社会关系将起到基础性作用。目前，从官方层面来说，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已经形成，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通过“高调”的官方活动起到引领作用。然而这之后所需要，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低调”方式，持续性地努力来实现有实效的成果。

安倍想通过温和的修宪，获得二战以后对宪法修改的实质性突破，这其实是更老谋深算的一种修宪方式。因为像石破茂那种激进的修宪路线，日本民众很畏惧，而安倍这种温和修宪的方式，却具有更大的蒙蔽性。而一旦经历了这一次的宪法修改，就可能为以后降低修宪门槛开辟道路。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加入其他的修宪内容就变得更加容易。这是安倍修宪的潜在危害。

面对严峻的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险峻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困局，对于安倍来说，修宪未必是当务之急，最后以加宪了事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此次选举，安倍得到党内温和派的支持，未来肯定会在政策上向他们妥协，而这些派阀也会给安倍一些理性建议。日本应不会在安倍最后的掌舵期间放弃和平主义逆流而行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