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有关中日关系的好消息多了起来。笔者于7月撰文称，“中日关系暖意融融”，日本对华外交，一如安倍的“小步快跑”姿势，步履小，节奏快；两国频繁互动，致使跌入谷底的政治关系迎来“U字型”回升。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羡慕地说，日本已清楚不可能孤立中国，所以朝务实方向迈进，期望美国也能朝同一方向迈进。

算起来，自2012年至2017年整整五年间，由于安倍政府推行孤立中国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导致双边关系举步维艰。可贵的是，尽管风雨如晦，双方仍坚持通过一轨、二轨甚至一轨半，加强对话，坦诚交流。去年此时，两国学者也是在复旦校园，打开心窗，寻觅方向，对积累相互信任达成共识。

此次安倍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化竞争为协调”或“协调合作”新阶段。不过，维护两国关系的改善基调，使之行稳致远，既需“协调”，更需“合作”。唯如此，才能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水平。但中日关系现实，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言：“仍面对包括历史、相互认识和立场差异等各种问题。”

中日重启经贸领域的“合作”相对容易，亦能早期见效。首先，从国际经贸环境看，中日围绕“三P”：CPTPP、RCEP及FTAAP方向的认知共同点、利益契合点越来越接近。换言之，中日致力构建基于自由与规则的贸易环境，以保持亚太经济一体化动力不减。

其次，致力于构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例如，携手建设“数字丝路”，开展“制造哲学”互学互鉴，增进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上的网络协同，引领数字信息处理国际规则制定。

再次，携手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加快两国“跨境电商”发展，以扩大对日本高质量商品进口。

经贸领域中日立场靠拢，目标一致，缘于对特朗普“不靠谱”的认识——美国策动关税战，对跨国供应链构成重大冲击。为供应链安全，中日积极培育与美国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以逐步降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为中美关系再加一道保险。今年7月，日欧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即为其例。

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众参两院的驴象割据，引发学术界对大国关系变化的观形察势，其中最为吸睛的对象，当属如下几组关系的聚散离合：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欧经济格局以及东北亚秩序调整与中美日关系。从大国关系走向看，“中日关系走近并非国际贸易战背景下的权宜之计”（福田康夫语）。所以，更全面的观察，应聚焦国际形势百年不遇大变局所牵动的国家利益大洗牌及其引发的各大力量新一轮演变组合。

佛教有句妙语：有缘则合，无缘则离——一切事物都依赖一定条件而存在；人与人的聚散看因缘，国与国的离合也是因缘。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取决于四大因缘：天缘（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外交）、币缘（金融货币），以及物缘（商品贸易）。

“币缘”和“物缘”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动力——通过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和18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实现以经促政。但“地缘”矛盾尚存，安全外交龃龉并未消失；围绕领土争端、南海安全的摩擦尚存，西太地区“中邻美”与“中邻日”关系的零和博弈思维挥之不去，中日需协调的问题不少。

可见，之所以要“协调”，是因为有分歧，有龃龉；有矛盾，有冲突。如协调无果，或致两国关系出现W型走势。那么，中日需协调什么呢？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及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日本如何变印太构想为中日合作“新基石”，使之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日美同盟+日中磋商机制如何构筑等？

对此，有三位日本学者的言论引起关注。其一，原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撰文说，日应“维持日美同盟并与中国建立新型关系”；日“要实现稳定的海洋航行，离不开‘日美同盟+日中磋商’”。其二，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佐竹知彦撰文称：“日本必须超越仅仅‘支持美国主导的秩序’的模式，而应寻求在地区秩序构建中扮演更独立角色”，“维持与本地区民主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与中国持续接触”。其三，日本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中村逸朗表示，日本希望参加中俄“东方—2019”联合军演。上述观点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有多大可行性？

“人莫能左画圆而右画方”，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即指日本何以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左右逢源，牵挽中美，推动三边关系良性发展？但，日方学者的言论，内含“向东看”的思维与内核，日本应该做更多的事，为中日双边关系长期发展乃至地区稳定做贡献。

为了“协调”，中日应写好“政治互信”这篇文章；“互信”与“互疑”是对立统一的两方面：“信”是易碎品，“疑”是易燃物。鉴此，中日需建设性管控分歧，谨防互疑焚毁互信，中断转圜向好的势头。

毛泽东主席有句名言：“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空话”——找到渡河的舟与楫，正是学术界的任务。鉴此，应用足“天缘”条件，通过3万人的青少年交流，改善舆论环境，求同化异，积累信任，推进协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文章转自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