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因疫情影响推迟一年后，终于在东京新宿的国立竞技场拉开帷幕，并于8月8日顺利落幕。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本届奥运会的举办具有特殊意义，注定将会载入史册。日本政府和民众为举办本届奥运会做出了巨大努力，也承受了巨大压力。尽管疫情阻隔了日本国内外的观众前往现场观赛，但全世界民众仍通过各种媒体再次感受了奥运精神、观赏了精彩竞技、体会了人类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努力。

但是由于严峻的新冠疫情，本届奥运会的收获与日本政府的预期目标间还是呈现出较大差距。

防疫失策为东京奥运会埋下隐患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它向世界展示了战后日本的复兴，被日本誉为国运的转折点。因此日本政府在2013年拿到本届奥运会主办权后，就一直寄希望于通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一扫平成时代的低迷氛围，带动日本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但是，主要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日本政府和民众的期望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日本政府始终未能平衡好防控疫情与保障经济发展的关系。防疫不利使本届奥运会笼罩在疫情阴影下。日本政府先是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防疫反应较为迟钝。2020年2月，新冠病毒开始登陆日本。事发近两个月并持续扩大后，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才于4月7日发布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2020年奥运会的举办时间也不得不推迟一年。另外，在抵御新冠病毒时日本政府又瞻前顾后，想要保护刚见起色的日本经济，把疫情管控寄希望于国民的自我约束上。在防疫取得阶段性成效之后，鉴于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日本政府于2020年7月推出了“去旅行”和“去就餐”的经济刺激政策，旨在帮助因疫情而蒙受巨大损失的旅游业和餐饮业，结果加速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导致疫情反弹，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同年12月底紧急叫停这些政策。此后日本疫情一直反复，迄今已经宣布了四次紧急状态。可以说日本政府对局势的误判和决策失误是导致日本疫情长期化的重要原因。

而作为奥运会东道主，日本疫苗接种率仅有23%，也不尽如人意。

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奥运大臣桥本圣子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将竭尽全力保障奥运会平安顺利地召开。但从赛事前后奥运村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看，日本政府的承诺并未能兑现。奥运村的感染病例几乎每天都在增加。据东京奥委会公布的数据，截至7月23日即东京奥运会开幕当天，已有11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出现这种局面，与日本疫苗接种率较低有着直接关系。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的统计数据，截至7月25日，日本全国的疫苗接种率（已完成两针）仅为23%左右，位居世界第12位。

造成日本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两个：一是日本疫苗国产化困难重重，主要依靠采购美国的辉瑞疫苗。这为日本疫苗的规模化接种带来了不利因素。美国为保证自身疫苗充足，对于日本的支持力度有限，在疫苗有限的状况下，日本只能分批次对重点人群进行注射，难以做到大规模注射。而且辉瑞疫苗在实验阶段面向的是白种人，在引入日本时又针对黄种人做了适应性实验，致使疫苗在日本的接种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被耽搁。二是日本国民对疫苗持不信任感。2021年2月由英国两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表明，仅有48%的日本国民愿意接种新冠疫苗，仅比接种意愿最低的法国多8%。其中，日本国民担心药物过敏反应的比例为全球最高水平，为61%。

疫情下的奥运会战略价值大打折扣

首先，期望中的“奥运景气”因空场举办而没能实现，日本政府借“奥运景气”刺激经济的计划落了空。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日本政府看到了体育赛事背后的巨大经济价值。那一届奥运会筹备工作带动了日本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形成了所谓的“奥运景气”。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以及那一次的国立竞技场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不仅服务了奥运赛事，也为日后东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届奥运会还刺激了旅游经济和以电视机为代表的消费品的需求。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面临着经济不振、消费低迷、少子老龄化等困境，因此日本朝野对2020年的“奥运景气”寄予厚望。

为了办好本届奥运会，日本政府及各方总共投入了16440亿日元，远超最初的7000亿日元预算，本届东京奥运会也因此成为了史上最贵的奥运会。但高投入并没有换来高回报。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疫情影响下赛事收益（主要包括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权收益、赞助费等）和引流收益（主要包括拉动旅游业、住宿行业、零售业以及餐饮业等发展而获得的收益）都极为有限。疫情不仅彻底阻隔了海外游客，甚至还将本国观众拦在了竞技场的大门之外。面对疫情反弹，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原定的将每场观众控制在1万人以内的计划，改为97%的比赛空场举办。据估算，空场举办整体上造成了大约2.4133万亿日元的损失。其中门票收入和赞助商的赞助费都缩减到寥寥无几，只有出售电视转播权成为本届奥运会收益的大头。引流收益也因避免聚集的防疫政策而变得微乎其微。

其次，执意举办奥运会使菅政权给民众留下了轻视国民生命安全的负面印象，导致其支持率跌至新低。

顺应民意成功举办奥运会本应是菅义伟政权展现其执政能力的最好方式，然而疫情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使国民对于奥运会的感情由期盼转变为了抗拒。距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一些医疗专家和民众担心奥运会将加剧本土疫情恶化，因而呼吁停办。直至奥运会开幕前期，日本国民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以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前外交官饭村丰为首的14位社会知名人士在网络上发起了呼吁停办奥运的签名请愿活动，7月2～10日短短一周左右就有约13万日本网民参与其中。甚至在奥运会开幕式当晚，仍有部分民众在国立竞技场外高呼“停办奥运会”等口号。菅义伟政权自然也因力挺举办奥运而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支持率下滑严重，降至去年9月份上任以来的历史最低值，仅为31%。对比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执政七年多时间里最低支持率也只是38%，执政不满一年的菅义伟更显得相形见绌。各机构发起的舆论调查均反映出国民对于菅政权的不满。菅义伟曾一度认为当民众看到日本选手摘金夺银时将会逐渐转而支持奥运会，自身的支持率也将随之回升，然而他的预期并未实现。当下日本国内疫情仍处危重局面，对于今年9月份即将面临大选的菅义伟来说，想凭借奥运会的正面作用助力其大选的目标显然难以实现。

再次，日本政府“奥运外交”的期待落了空。

本来，奥运会不仅是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的良好平台，也是促进各国政要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重要平台。“奥运外交”对于日本来说本应是其展现国家形象和传递本国声音的重要途径。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分别有80多位和40多位国家首脑出席了开幕式。早在2019年时，日本就曾计划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接待100多位各国元首和高级政要。然而据有关报道显示，仅有15名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其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惟一出席开幕式的国家首脑，但也只是遵循国际惯例而已，因为巴黎将承办下一届即2024年奥运会。日本的铁杆盟友美国只象征性地派出了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此外，日本最想改善关系的一些邻国的首脑也都没有出席本届奥运会。疫情使日本丧失了一次与他们进行对话的宝贵机会。

此外，日本欲借奥运会而宣传福岛食材安全的做法还遭到了美韩的抵制。

距“3.11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此次日本政府欲借举办奥运会的契机向世界彰显灾后重建和振兴福岛的工作已经取得不错的成效，因此有意识安排福岛食材进入奥运村食堂，计划借助奥运会为福岛县的复兴代言。然而此举却先后遭到了韩国和美国的抵制。奥运村食堂的每种食材并不详细标明具体产地，只是在食材采购名单上出现了福岛县的字样。为保障食品安全，韩国和美国分别表示从本国空运食材。日本这种打“擦边球”的处理问题方式不禁令人联想到今年上半年曝出的核废水排放事件，日本将福岛核废水偷换概念变成无害化的处理水，甚至夸张宣称可以放心饮用。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对外宣称福岛县的食品安全性达标，但是韩国和美国的空运食材之举可谓是“打脸”日本的最好证明。可以说奥运村食堂的福岛食材不但没有成为福岛县复兴的支点，反而成为了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槽点之一。美韩两国共同抵制福岛食材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日本处理核污染的不信任感。

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举办的这次东京奥运会，将给日本政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未来还将逐渐显现。

（作者卞显乐为中国社科院大学日本研究系博士生，胡澎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