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刚宣布完英国将通过法律为2017年年底前全民公投是否退出欧盟铺平道路，首相卡梅伦马上就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当地时间5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脱欧公投”议案。曾经的区域一体化“范本”——欧盟，如今正面临着逆一体化。

离心倾向对欧盟更为致命

现时摆在欧洲面前的，是许多两难甚至无解的选择题。相比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内部的利益分化和离心倾向更为致命。英国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意味着“脱欧公投”的政治和外交进程将正式开启，有关议案也成为英国新政府的首份作业。比英国“退出”更急迫的，是希腊“退欧”也将成为救助谈判一旦破裂后的大概率事件。此外还有匈牙利这样“不太听话”的成员国在不断地给欧盟“制造麻烦”。此前一路高歌猛进并被视为“区域一体化榜样”的“欧洲联合”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消弭因民族国家相互冲突而带来的兵连祸结、建立内部“无国界”的统一大市场以促进繁荣，以及提升欧洲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的实力和地位，是催生并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动力。从早期的欧洲煤钢、经济和原子能共同体“三体合一”到升级为羽翼丰满、功能齐备的欧盟，从最初的西欧六国结盟到现在横跨大半个欧陆的二十八国集团，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不可逆”和向外扩张的“不可挡”成为欧洲的主旋律，也是其引以自豪的“软实力”。

对发展路径没有共识是“分裂”内因

由于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和恐怖主义袭击接踵而至，一体化的向外扩张之势被挡在了乌克兰，成员国主权进一步向超国家行为体转移的“不可逆”前景，也被成员国在危机面前的“特立独行”和“脱欧”剧情弄得悬念重重。被一体化进程所掩盖的成员国在经济水平、安全关切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充分暴露出来，欧盟在这些结构性问题面前只能左支右绌、被动应付。公共赤字与债务上限、共同外交与安全取向、人口自由流动原则等一体化规则，或是已被漠视，或是正遭遇挑战。由共同安全、持久繁荣和在国际社会的优越感等承诺共同编织起来的“欧洲梦”正在褪色。

原有的经济社会模式失灵而尚未建立起对新的发展路径的共识，是欧盟形似“分裂”的深刻内因。从“紧缩优先”还是“增长为重”的争论，到德国央行与欧洲央行围绕量宽的斗法，再到各国对移民问题的分歧，都反映出在福利国家模式受挫之后，多数欧洲国家在经济—社会目标、欧盟规则、地方化分权压力以及民众诉求等诸多矛盾之中的尴尬处境。在试图将紧缩改革→工业化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德国式路径提升为欧盟新的发展共识时，遭遇到并不具备相应的社会改革承受力和坚实制造业基础的南欧国家和英国的反对。无论是希腊“退欧”还是英国“脱欧”，都是不同发展观之间博弈的极端表现。

与缺乏发展共识相伴随的是欧洲内部原有权力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动力引擎尚未运转到位，领导力缺乏加剧了一体化的困境。此前的一体化进程得益于英法德三个欧洲大国之间的某种默契与协作：“法德轴心”主导了以欧元区为核心的经济货币一体化，“英法联盟”则几乎可以包揽安全和对外干预事务，尽管时有龃龉，但三国分工协作基本确保了一体化的推进。但眼下法国陷入经济低迷而无暇他顾，英国对一体化的怀疑情绪持续发酵，一体化的主导权正逐渐从巴黎、伦敦甚至布鲁塞尔向柏林集中和转移。而出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冲突，德国一时间难以服众。

“堡垒欧洲”难以抵御全球化大潮冲击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欧洲一体化的困境还在于其观念、制度和机制没能跟上外部环境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区域主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造就的“堡垒欧洲”难以抵御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欧盟多数国家仍以区内相互贸易和投资为主要经济支撑，对来自欧洲以外的经济竞争，习惯性地求助于一体化来加固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客观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研发、创新和改革的动力，为今天的一体化困境埋下了祸患。

“危机倒逼一体化前行”的自信以及“退两步进一步”的渐进模式，曾是令欧洲感到自豪的一体化实践经验，英国历史上也曾举行过“脱欧”公投。但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这一次的剧情或许有些不同：欧洲一体化从未遭遇过如此严重的危机，也从未面临过如此复杂的内外环境，疑欧情绪甚至脱欧诉求在欧洲已非孤立现象。被称为“软性疑欧主义”政党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几天前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将直接影响到波兰政局的走向。

1965年西欧6国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标志着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十年后的今天，欧洲又到了认清世界变化、调校发展航向并勇于妥协和决断的关键时刻，唯此才能走出一体化的困境。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文章转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