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战争后期，由于意识到军事手段无法彻底击败塔利班，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开始积极推动与之的和解，地区国家也为阿富汗政治和解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

2015年上半年，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曾多次在卡塔尔、挪威和中国等国举行非正式会面；7月7日，双方在巴基斯坦穆里正式举行了第一轮官方会谈开启了阿富汗政治和解的所谓“穆里进程”。

尽管此次会谈并未取得多少具体成果，但各方就阿国内和解以及安全局势等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且表达了实现持久和平的诚意

因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国际社会对穆里会谈的反应大多较为乐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将其形容为一次“突破”，非常有助于稳定阿富汗局势；美国方面对此次谈判也表示十分满意，视之为中亚地区向区域和平迈进的一大步。

然而，也有一些人相信，穆里会谈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国内局势将很快迎来曙光它只是漫长而艰难的和平之路的起点。和谈期间，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令人堪忧。自西方大规模撤军以来，阿塔利班明显加强了攻势，并扩大了在国内的实际控制范围。

就在穆里和谈举行的当天，喀布尔发生了两起针对北约车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加之受塔利班原领导人奥马尔死讯等因素的影响，阿政府与塔利班原定7月底举行的第二轮和谈被推迟。塔利班新任领导人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中表示，之前关于和谈进展的消息均为“敌方的宣传”，和谈前景由此被蒙上阴影。

事实上，阿富汗政治和解不仅关乎该国自身能否最终实现和平与稳定，亦深刻地影响着其周边乃至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这也是近年来阿政治和解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既有研究与相关讨论主要围绕对和解进程缓慢原因的分析而展开，大多强调谈判双方的诉求分歧，塔利班组织的特性以及外部国家的介入（尤其是巴基斯坦）等，而有关阿富汗国内因素的看法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腐败蔓延，邻国干涉以及外国军事存在等方面。

这些观点固然有助于我们考察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的瓶颈，但既有研究对和解进程中主要攸关方的角色进行全景式分析的文献较少。

在这方面，学者詹姆斯·希恩和詹姆斯·多宾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将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置于政治和谈进程的核心，美国和巴基斯坦居于内环而外环包括印度、伊朗和俄罗斯（第一环），土耳其、沙特、中国和欧洲（第二环）。

这种划分方式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政治和谈进程中各方的位置及它们的参与力度，其不足在于未能显现作用于该进程的地方性集团的身影而后者在阿富汗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下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态的发展。

在既有研究及其观点的基础上，本文以政治和谈为主要线索，选取阿内部的中央政府、塔利班和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

以及外部的巴基斯坦、美国和极端暴力组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旨在分析阿政治和解进程中内外行为体的要求/意图、措施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该进程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机遇。

阿富汗内部行为体的角色分析

在阿富汗内部行为体中，阿富汗政府、阿塔利班以及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对决定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的走向至关重要。

（一）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政府是政治和解进程的参与方和推动方。在政治和谈问题上，阿富汗政府要求塔利班提出断绝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放弃恐怖袭击活动和遵守国家宪法早在2004年，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即开始试图与塔利班接触。

2005年5月，阿政府建立了“加强和平机制”（Takhim-e-Solh），旨在推动无犯罪记录的该组织成员回归社会。2010年6月，卡尔扎伊总统召集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全国和平支尔格大会，随后成立了高级和平委员会（HPC）以进一步推动与塔利班的政治和解。在美国和北约逐步撤军的背景下，阿富汗政府加快了推动和解的步伐。卡尔扎伊政府还不断寻求对塔利班或巴基斯坦影响较大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支持，希望它们的沟通渠道也能向阿富汗政府敞开。

2013年6月，阿富汗政府代表再次表达了阿塔利班进行和谈的意愿，但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明确塔利班多哈和谈办公室的政治定位。为推动塔利班加入和谈进程，卡尔扎伊总统在任期间前往巴基斯坦共计为21次，尽管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加尼就任阿富汗总统后，曾多次呼吁在宪法框架内与塔利班进行和谈。较之前任卡尔扎伊，加尼推动与塔利班和谈的态度更为积极，而且也作出了一些妥协，如不再坚持和谈进程须在阿富汗境内展开并由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导。加尼还将改善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视为关键，并就军事培训及反恐情报合作与之达成协议。

此外，加尼总统积极寻求富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的支持，如2015年8月初加尼政府请求巴宗教学者穆拉纳·萨米·哈克帮助将塔利班带回到谈判桌，据称后者在塔利班运动中颇具影响力。可见，阿富汗卡尔扎伊和加尼两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与塔利班的和谈。

（二）阿富汗塔利班

在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中，塔利班同时扮演了参与者和破坏者的角色。塔利班向政府提出的和谈条件是西方撤军，修改阿富汗宪法，将本组织从联合国和美国的黑名单中去除及释放其囚犯。

相对而言，塔利班也较以往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如同意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允许女性获得部分权利以及不再强烈地坚持极端主义政策等。

荷兰研究人员林斯霍滕和费利克斯认为，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初期，隐匿于巴边境部落地区的塔利班领导人曾讨论过融入阿国家政权的可能性。

但随后一系列因素推动了塔利班开展新的反叛运动，尤其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当时在阿富汗采取的“轻足迹”政策并未对政治解决塔利班问题予以较多的重视且阿富汗的部分邻国基于自身利益，也暗中支持塔利班的重组与复兴。

在阿富汗战争后期，塔利班意识到武力夺取喀布尔政权希望渺茫，因而对和谈的态度也趋于务实。其曾多次向美国和阿富汗政府释放出同意和谈以及与基地组织划清界限的信号。

塔利班分别于2011年？2012年设立和启动了多哈和谈办公室，该组织发言人宣称此举是为了“与世界各国展开对话，达成谅解，发展关系，并支持结束阿富汗‘被占领’状态的和平与政治的解决方式。”

在2013年5月举行的塔利班和美国的对话中，与从前不断强调释囚相比，塔利班开始更为重视自身的合法化问题。

近一年来，塔利班在阿富汗战场上占据相对优势，但由于希望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加之巴基斯坦的推动及“伊斯兰国”的竞争等压力，它并未放弃与加尼政府的对话。可以说，“正是双方都存在弱点，才构成了和谈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阿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制约因素导致政治和谈进程不断受挫。阿富汗战争后期，塔利班的和谈意愿不足及其年轻领导层的崛起，是和谈进程缓慢的部分原因。

当时许多塔利班领导人认为，该组织作为“得势”的一方与“失势”的喀布尔政府进行和谈没有必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同意和谈作为促使西方撤军的一种战术且新一代塔利班年轻指挥官的“登台亮相”也不利于阿富汗内部的和解——他们的意识形态更为激进，且更多地受到基地组织等外籍武装团伙的影响，甚至可能不受塔利班核心领导层的直接控制。

实际上，塔利班组织的分裂倾向在阿富汗战争后期即已显现，其内部权力斗争在2015年7月奥马尔死讯发布后渐趋公开化，并导致阿和谈进程遭受一定的挫折。塔利班部分派别对7月的穆里会谈予以强烈谴责认为本组织领导人“背叛”了在外国军队占领下不与喀布尔政府对话的长期立场。

而且尽管曼苏尔被宣布为塔利班新领导人，却面临该组织其它领导人的竞争加之“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呈竞争态势，都迫使曼苏尔对和谈的态度更为强硬，并造成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内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公众普遍认为，曼苏尔意欲通过塑造强硬形象稳固其权力及团结塔利班运动因此可以预计，至少在短期内，作为塔利班新领导人的曼苏尔会继续反对和谈。

值得注意的是，塔利班内部的情形十分复杂且不断变化，很难对其成员作“温和”或“强硬”、“支持”或“反对”派等简单的区分。

就总体而言，他们中有一些支持和谈，却不想受制于巴基斯坦；也有一些既支持和谈，也愿意接受巴基斯坦的领导；还有一些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谈。由于曼苏尔此前对和谈抱支持的态度，有些媒体因此将他归入温和派。

但有学者指出，曼苏尔支持和谈是基于其具备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如果他持续受到巴基斯坦的控制，便很可能会持“反对”和谈的立场。也有学者认为，曼苏尔的真实意图仍有待观察。

但显而易见，塔利班组织的分裂倾向将增加与之和谈的难度。此外，塔利班开展的武装袭击也对和谈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

2015年上半年，塔利班发动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春季攻势”，且不断向局势相对稳定的北方地区挺进。其接连不断的暴力袭击恶化了阿富汗的和谈环境也不利于构建双方互信的基础。

（三）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

阿北部地区曾经遭受塔利班压迫的非普什图族政治势力反对与该组织的和解如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支持者，？巴尔赫省省长阿塔·穆罕默德·努尔、杜斯塔姆集团以及哈扎拉族政治代表等，都曾表示反对政府与塔利班和谈。这突显了20世纪90那年代即已存在的普什图族和非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

在西方大规模撤军之际，阿富汗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在各自的控制区域内不断巩固势力范围，并竭力阻止塔利班势力再度觅得国家政权中的一席之地。在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原“北方联盟”主要领导人多身居政府要职，他们对塔利班分享政治权力或威胁自身地位的动议表示担忧和反对。

在当前的阿富汗联合政府中，以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为首的两个派系分别控制着不同的部门，并在一些问题上相互掣肘。

塔吉克族的阿卜杜拉在与塔利班和解的问题上立场相对强硬，而普什图族总统加尼的态度较为温和，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从而弱化推动和平进程的各项努力。

如今，尽管在国内外压力下，原“北方联盟”领导人强烈抵制与塔利班和谈的立场有所松动，？其派系重要成员作为政府代表也参加了7月的穆里会谈，但这些非普什图族领导人与塔利班互为对手抗衡多年，彼此间的仇怨短期内难以化解。

他们对与塔利班的和谈仍怀有戒心，且不信任巴基斯坦。此外，阿富汗国内各主要政治集团背后一般均有外部国家的支持，它们在和谈问题上秉持的不同立场也将影响阿政治和解进程的发展。

阿富汗外部行为体的角色分析

就外部而言，巴基斯坦和美国是阿政治和解进程最主要的推动者。除此之外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对阿和解进程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在对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的推动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不断为阿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创造条件，其目的主要是藉此推动阿普什图族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发挥主导作用，缓和与阿富汗及美国的关系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借和谈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及在区域地缘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由于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各方普遍相信，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特别是哈卡尼网络）的对话在缺乏巴方的合作下不可能顺利进行。

2012年1月，时任美国驻阿、巴两国特使的马克·格罗斯曼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真正全面的和谈进程需将巴基斯坦包括在内。因此，阿政府和其它国家都不断推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和解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为在阿富汗建立“战略纵深”以及对巴友好政权，巴方支持阿普什图人在国家政权中取得更大发言权，并为塔利班反叛运动提供了一定帮助。

然而，随着其境内极端势力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国内经济发展的滞缓以及阿巴关系的发展，巴逐渐调整或部分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设想，开始积极推动阿政治和解进程，为塔利班加入和谈开展斡旋其与阿“北方联盟”相抵触的立场亦有所松动。只是在对阿和平进程的推动中巴方也设置了几个前提，如削弱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伊斯兰党派成员出任阿政府要职，以及将阿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及俾路支反叛运动领导人移交给巴当局等。

为推动阿国内和解，巴基斯坦于2011年4月成立了“阿富汗和解与和平联合委员会”，并于2013年9月释放了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

2014年，在阿富汗新旧政权交接之际，巴国家重要领导人相继出访阿富汗为修复巴阿关系及推动阿国内和解作出了重大努力。而加尼就任阿富汗总统后不久也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此外，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以及2015年7月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穆里举行的官方会谈等，皆离不开巴基斯坦的推动与努力。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两面性”的模糊政策不利于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的顺利展开。巴政策的模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巴认为由阿富汗人主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和解是阿富汗实现和平的关键，却同时对阿政治和解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存在众多质疑。

其二，巴在帮助推动阿富汗各派政治力量和解的同时，又始终未能放弃有关“战略纵深”的构想，？其国内某些政治和军事派别依旧为阿塔利班提供支持，从而使阿富汗实现政治和解的难度加大。巴政策的“两面性”一直备受争议。

阿富汗前内政部长阿特马尔将巴对塔利班的庇护视为与之和谈失败的重要原因认为塔利班在巴境内的避难所使其能够“进退自如”，因此塔利班未将与阿政府的和解看作其生存与发展之必需，从而削弱了其参与和谈的意愿和积极性，并导致了阿政府和西方国家对塔利班谈不拢、除不净的不利局面。

巴基斯坦将2013年9月释放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作为推动阿政治和解进程的举措，但阿、巴两国的一些官员认为，巴拉达尔乃塔利班内部支持和谈的领导人，巴基斯坦对他的逮捕无疑是一项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为提高自身在阿富汗政治和谈中的地位。

巴基斯坦的模糊政策导致了阿富汗国内对其信任的严重缺失。在许多阿富汗人看来，它在阿政治和解问题上不是一个可信赖的合作者，加尼总统与巴方的频繁接触也遭到国内的抨击。阿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穆扎法尔（Muzaffari）谴责巴基斯坦未能在阿和平进程中扮演诚实与可信赖的角色，如其对阿政府隐瞒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死讯。

另外，很多阿学者经常以巴基斯坦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的表现评估其当今的角色。阿富汗人普遍相信，就在巴基斯坦推动阿各派力量和谈的同时，也在为塔利班的暴力活动提供支持。

不过，尽管巴基斯坦在塔利班运动的诞生、壮大与重整中“角色重要”，但如今两者的关系却变得非常复杂，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也在不断降低。据一位塔利班前领导人透露，巴基斯坦是不可靠的调解者，“？巴基斯坦把我们的家人当作人质，并关押了数百名塔利班成员。”

一位巴退休军官也表示，塔利班与巴当局的关系并不融洽。①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之所以开设卡塔尔办公室及派代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其原因之一即是为摆脱巴基斯坦的直接控制。

塔利班核心领导层在2012年多哈办公室启动之前，曾在整个省级指挥官内部开展大规模的磋商，而在参加此次穆里会谈前并没有采取这种方式。塔利班政治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表示，巴方使用各种手段推动塔利班高级成员参加穆里会谈，塔利班代表感到自己“像是被巴基斯坦送给阿富汗政府的礼物”。

可以说，对巴基斯坦的依赖导致塔利班受到持续的威胁和控制，而巴方对该组织成员使用的强迫、外交施压和劝服等手段，非但难以推动某种持久性政治协议的达成，而且容易受到后者的抵制从而对阿富汗和解进程产生十分复杂的影响。阿政策专家瓦希德·穆兹达认为仅求助于巴基斯坦无法给阿富汗带来和平，阿政府应该与所有的地区国家携手合作。换言之，巴基斯坦在促使塔利班签订和平协议方面的影响力依然不足。

（二）美国

美国是阿政治和解进程的积极推动者，但其与阿政府的矛盾却为该进程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美国不断推动这一进程。美认为塔利班是阿富汗实现国内和解与和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之和谈是确保本国体面撤军，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包袱，进而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项可行的选择。

且美国希望通过谈判斩断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使阿富汗不复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避难所。阿富汗战争后期，由于美国撤军在即，并意识到从军事上打败塔利班的目标难以实现，其推动阿国内和解的意愿更为强烈，也更加积极地为之而努力。

美国对塔利班采取军事打击、分化瓦解及与之和谈同步进行的“边打边谈”策略即加大对以其为代表的反叛组织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与其接触和谈判。2012年5月，美国公布了同塔利班和谈的细节。

种种现实迫使美将塔利班断绝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放弃暴力和遵守阿国家宪法这三个点视为和谈必须要取得的预期成果。为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奥巴马政府还投入了大量外交资源，如加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三边战略对话。

派观察员出席了2015年7月阿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穆里会谈，以及于同年9月与阿富汗和中国在纽约共同举办了“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地区合作”高级别会议等。如今美国和北约已将主要作战部队撤离阿富汗，未来美还将继续寻求解决塔利班问题的政治途径，并确保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中施加更多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美国与阿富汗政府的矛盾令阿和解进程更为困难。2009年之后随着美国在反腐、治理与援助等方面对卡尔扎伊政府不断施压，以及西方部队的空袭、夜间突袭等行动导致的民怨。阿美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与矛盾逐步公开化，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还曾在多种场合指责美国控制阿政府的企图。在阿政治和解问题上，卡尔扎伊对美国与塔利班暗中对话表示不满，认为这一做法削弱了阿富汗政府的权威并加强了塔利班等反叛组织的力量。

卡尔扎伊总统在卸任前始终拒绝与美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尽管加尼总统上任后与美国签署了安全协议，双方的关系也逐渐修复，但有分析指出，阿美关系中与阿主权和平民安全等相关的问题不会随着加尼执政而完全消失，阿美之间今后难免会发生龃龉。

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在对弱国的干预中采取的手法通常是构筑彼此对立的派别，以便在未来撤出该国后仍然能继续对其施加影响。

美国有意通过与阿塔利班直接接触，在阿政府和反叛组织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以防止阿和平进程完全由阿富汗人主导，并确保在撤军之后仍能够对阿局势加以掌控。究其实质在和谈问题上，美国与阿富汗政府的矛盾焦点在于主导权之争。

（三）外籍极端暴力组织

巴基斯坦基地组织“核心”等外籍极端暴力组织对阿富汗和解进程不断造成破坏，这主要是由于阿国内和解将危及这些武装团伙在该地区的生存环境而“核心”的目标之一，即为破坏美国、阿富汗政府与所谓“温和塔利班”的对话及推动塔利班成员摆脱基地组织影响的努力。

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各极端暴力组织的不断调整近来巴基地组织“核心”与阿塔利班（和哈卡尼网络）的盟友关系有所加强，这种局面将不利于阿国内和解进程的发展。

此外，“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阿、巴两国的崛起对塔利班构成严重冲击。已将触角伸向阿境内的“伊斯兰国”凭借其极端理念和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心存不满的塔利班指挥官和地方武装分子，并多次与塔利班发生冲突。

阿富汗研究与评估院专家米尔艾哈迈德·乔伊安达认为，“前有政府军，后有‘伊斯兰国’，阿塔利班正是在这种夹击的局势下选择了对话。”

换言之，“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近来在阿富汗的渗透，似乎是推动塔利班参与和谈的一个直接因素。但从长期看，“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或将加剧塔利班的分裂致使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可能加大与塔利班各派别对话的难度。

阿富汗内外行为体的互动：困难与机遇

阿富汗政治和解主要是在阿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展开。尽管卡尔扎伊和加尼两届总统致力于推动与塔利班的对话与和解，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塔利班内部的种种分歧，其极端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发动的接连不断的暴力袭击，却为双方的和解设置了诸多障碍。

从双方和谈的曲折进程看，塔利班在和谈中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并成为制约该进程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双方的互动及其结果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它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因素，尤其是国内外相关行为体的互动深刻地影响着阿和解进程的走向。

在阿富汗内部，曾在塔利班执政时期饱受压迫的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在后塔利班时代的国家政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成为阻止塔利班势力重登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

在上述政治集团中，无论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还是已被纳入中央政权的政治派系，均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中央政府政策的制定，并竭力抵制与塔利班的和解。

因此，阿富汗国内各主要派系之间如何协调，也成为政治和解进程的关键。在阿富汗外部，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历史联系令阿政府将改善阿巴关系，争取巴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为推动与塔利班和解的另一关键环节。

为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改善与阿富汗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在区域地缘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巴方也不断为阿政府与塔利班的对话创造条件。然而巴当局始终未能放弃“两面性”政策，其调解者的身份亦受到众多质疑和指责，因而未能获得阿富汗国内的信任。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与阿塔利班的关系也大不如前。塔利班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前者的支持，但巴方基于自身利益，对塔利班成员施加控制，这不仅遭到对方的抵制，而且也导致彼此间信任的逐步丧失。

因此在推动阿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方面，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依然不足。作为阿富汗政治和解的另一支持者和推动者，美国不仅大力促进巴方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不断寻求与塔利班的接触和对话。然而，美力图主导阿和解进程及其它有损阿主权的做法，却加深了阿美双方的矛盾，从而使阿和解进程的复杂性加剧。

同样，除巴基斯坦和美国外，其它某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支持阿国内的不同政治派别，在和谈问题上秉持不同的立场，也为阿国内和解设置了障碍以致艾哈迈德·瓦利·马苏德相信，阿富汗政治和谈只是相关各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博弈，并不会为该国带来持久和平。

此外，阿、巴境内一些外籍极端暴力组织对阿国内和解的破坏以及对塔利班未来演变的影响，也为阿和解进程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根据对阿富汗内外行为体互动的分析，可以发现，阿政治和解进程面临的困难主要有阿塔利班组织的内部制约，阿非普什图族政治集团的抵制，巴基斯坦“两面性”政策和阿美矛盾的影响，以及外籍极端暴力组织的破坏等。

随着局势的变化和发展，这些因素在阿国内和解进程中的重要性也会有所变动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何者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阿富汗曾由于国力孱弱、统治阶层内讧、地方部落势力强大及地缘位置关键，不断遭到外部大国的干涉。

19世纪下半叶，阿富汗现代民族主义者马赫穆德·贝格·塔尔奇提出了“不怕外患，只怕内忧”的思想。？塔尔奇认为内部纷争消耗了阿富汗整个民族的力量并导致国家失去大片领土，所以应认识到内讧、内耗给阿富汗人带来的历史教训。

如今，阿富汗中央政府权威有限，民族与部族关系紧张，衰败的地方治理以及安全环境的匮乏，既为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也使外部国家获得了对之进行持续干预的机会。

除此，正如美国学者马莎·L·科塔姆所言，和解是“各群体的相互包容”，它需要彼此间的承认、宽恕以及信任的重建。因而，阿富汗加尼政府、塔利班及其它国内主要政治力量之间信任的构建应是实现政治和解的基础。

尽管外部力量在阿和解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内部力量的分裂或整合、角力或妥协是决定阿富汗和解命运的更为根本的要素。上述分析同时表明虽然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波折不断，但其和平之路并未就此丧失所有的机会。

目前阿富汗国内外仍然存在着推动和解的有利环境。首先，塔利班面临着参与和谈的压力。如急于得到国际社会的政治认可、巴基斯坦的施压、阿国家安全部队的能力提升、以及“伊斯兰国”竞争带来的合法性危机等，都将推动其与阿政府进行和谈。

在7月穆里会谈后的第二天？塔利班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谴责此次会议，但该声明随即很快被删除，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塔利班组织内部仍存在着支持和谈的力量。

除此之外，从近两年来塔利班支持和谈的举措及其一系列表态看，曼苏尔并未将和谈排除在组织的议程之外，他曾表示塔利班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实现。

加之由于担忧巴方同阿政府以及美国单独签署协议或将有损自身利益，塔利班不会完全放弃与阿政府的对话。其次，阿富汗政治和解具备相对有利的国内环境。

在政府层面，加尼政府自上台以来一再表示希望与塔利班和谈，并为此持续付出巨大的内政和外交努力。在社会层面，阿大部分民众也都支持政府与塔利班和谈。就民族关系而言，阿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均能够和平相处并怀有一定的国家认同感。

而近几十年的阿内部冲突基本围绕对中央政权的争夺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展开各政治集团的目的也主要是控制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相形之下，这种对于国家权力和利益的争夺，较源于国家认同分歧的矛盾与症结更容易化解和达成妥协。再次，巴基斯坦也将继续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

尽管巴国内一些军事和政治派别并未彻底放弃将阿作为抵抗印度威胁的“战略纵深”政策，？但鉴于近年来其国内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及经济发展滞缓，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相信，一个稳定的阿富汗符合本国利益，而政治和解是实现阿富汗和平与稳定的必由之路。

可预计，在国内外压力下，巴未来将继续支持和推动阿富汗国内和解。最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是国际社会的一致主张。对阿周边及域外很多国家说“安全”是它们在此问题上最主要的关切。

各方都希望阻止阿富汗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策源地，从而在促进其安全和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其中美国、巴基斯坦、中国、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以不同方式支持并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

总之，国际社会普遍视塔利班为阿国内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而非恐怖主义势力，并为解决阿富汗问题投入了相对坚定的政治意志和较为有力的经济支持。

结论

基于对阿富汗和解进程中各内外行为体角色的分析，可以认为，塔利班组织内部的制约，阿非普什图族集团的抵制，巴基斯坦的“两面性”政策和美阿之间矛盾的影响，以及极端暴力组织的破坏等，不同程度地构成对阿政治和解的牵制。

同时，阿国内外也存在有利于推动和解的环境，阿塔利班并未放弃与政府的对话；阿民众普遍支持政府与该组织的和解；迫于国内外压力，巴基斯坦将继续协助推动阿和解进程，以及其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也都承诺将为实现阿富汗和平付出更多努力。

总体来看，相关各国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阿国内主要政治力量也存在进一步妥协的空间，且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干预留出了余地。

但阿和解进程所面临的困难也意味着该国的和平与稳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尚需多方面的协调与努力，如国内主要政治集团就权力分配达成一致，相关各方保障和解进程的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一系列外交活动的支持等，皆有助于化解各方因缺乏信任而产生的对抗风险，并将为阿富汗的和平之路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文章转自《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