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想在东盟与中国竞争影响力，发挥其域外大国的平衡和牵制作用。这很正常。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追求更大的影响，本就是国际关系的应有之义。但是，基于不确定的潜力和预期的大国战略，也将有很多不确定性。

中印扩大合作是稀释分歧干扰的最佳路径。中印之间虽有前述的常态化难题与结构性矛盾，但也存在“地缘互依面”“发展互补面”“战略互需面”“文化互通面”，这是两国能够开展广泛合作的强大基础。坦率而言，中印间的那些常态化难题在可预见的将来都难找到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因此，要想有效稳住中印关系大局，两国除加强分歧管控、危机处理的能力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搁置分歧、扩大合作。除了双边层面，两国还要加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随着合作领域增多、合作空间扩大，原本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会迎来柳暗花明的解决之机。

当前中印两国同时崛起，在多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传统的通过保持距离以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模式，将很难持续；继续发展人文与经贸联系但继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低调的平行外交模式，虽然在目前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政策选择，但是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在“亚洲世纪”的共同愿景下，中印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要么为中印关系寻找到一个适合的定位与机制性安排，要么让中印关系成为两国可持续崛起的负担。中印提前到来的“龙象之争”，对两国、尤其是对印度的发展前景构成了新的不确定性。

2018年的中印关系总体而言并不是特别乐观，但是相信会比2017年更好。洞朗对峙给中印双方都提供了反思和吸取教训的机会。另一方面，洞朗对峙也让彼此的互信程度大幅削弱。正如王毅外长参加中俄印三方外长会期间所言，当下之急，中印需要真正培育起相互信任。有了互信，具体问题就有望在互谅互让基础上予以解决，缺乏互信，个别问题就会不断发酵溢出，侵蚀双边关系大局。

莫迪政府之所以打击腐败透顶的“大师”，是想故技重施，利用印度各种宗教势力非常复杂的情况，鼓吹印度教意识，这是一种试图用印度教价值来定义印度文化的意识形态，以此树立印度教的威信，加强中央政府权威。而且印度教信众庞大，在政治投票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有消息认为，今年，莫迪在连任上遇到阻碍，不得不撤换几名负责创造就业的部长。连续打击“大师”的措施，或许能成为解决连任障碍的猛药。

尽管中印彼此在战略目标、利益汇合与重叠的交集、诉求重点与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差异，导致两国的战略沟通与对话的基础并不完全一致，沟通的效果也与期望值有所偏离。未来，克服彼此沟通的不充分和不准确，是中印管控分歧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不过实际上，中印彼此的发展战略有相似的诉求，不仅存在对接的可能性，也有对接的现实需求。

目前尽管中印之间还存在一些分歧，不过中国对印的政策整体而言还是理性的，是要搞好中印关系的。明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中国召开，这是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的第一次亮相，而且是在中国亮相，印度应该会考虑到这个因素。所以虽然2018年的中印关系总体而言不是特别乐观，但是相信会比2017年好。

尽管印度经济近年来增长很快，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从文化上讲，印度的宗教因素很重，民众的世俗生活受到宗教的压抑比较大，这对其现代化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同时，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社会流动性、开放性、平民主义和世俗性都不够。这是印度面临的真正问题，它需要社会改革，但这个改革实际上是很难的，未来能不能做到现在还看不清。

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高盛，都对未来五到十年的印度经济持有更为乐观的预估。不过比较中印两国1992年到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会发现，印度的经济周期更短、波动也更为频繁。印度经济增长总是被突如其来的通胀或国际收支危机打断，就像是套上了金箍的孙悟空，一旦越界就会被紧箍咒拽回地面。这是因为印度经济存在着一些短期内无法消除的结构性瓶颈。

当前，中美在阿富汗合作的最主要方面应是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重新启动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中美在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中是特别重要的角色，两国都是阿巴中美四方小组的成员，也都出席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首次谈判。中国与阿富汗政府关系良好，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与塔利班不曾刀枪相见，又有强大的经济杠杆，因此，在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中，中国具有比其他大国更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将需要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新战略受挫或与巴基斯坦关系搞僵的时候。中美有必要就如何促成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重新启动加强磋商，增强协调和互动，开展更有效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