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极端天气等超预期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前景都难言乐观，但印度却“与众不同”。2022年9月2日，据外媒报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数据，印度已超过原宗主国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8月31日，据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2023财年第二季度（4～6月）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13.5%，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本季度最高增速；更早前的7月11日，联合国报告预测，2023年印度将在人口数量上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同时，印度又成为少数既能从七国集团、“四国机制”中获益，同时又密切参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2022年8月15日，在印度迎来独立75周年纪念日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到2047年将印度建成发达国家。那么，印度能否如愿实现发达国家之梦？

发展模式“扬短避长”

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7月发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须达到13205美元才能触及“发达国家”的门槛。而2021年，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为2170美元。照此情况，印度人均国民总收入必须连续25年至少保持7.5%的增速，才有可能在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

为达成目标，中国的经验恐怕最值得印度借鉴。同为人口超过十亿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近30年，成功推动中国农业经济的工业化转型，占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位置，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不少印度学者指出，中国的秘诀在于“工业化”：通过激活内生劳动力禀赋，因时制宜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在其中不断巩固有利地位。

然而，长期以来，印度在超过50%的劳动力仍受雇于农业部门、90%的工人受雇于“非正规部门”的情形下，没有利用自身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反而越过初级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的阶段。虽然印度常以信息技术（IT）服务、制药等“高端产业”为豪，但其实质却是“扬短避长”：资本密集型产业大量占用印度本就稀缺的资本，但充盈的人力资源却遭闲置。这正是印度就业不足、出口乏力、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的源头。

由于内生动力不足，新冠疫情暴发前印度经济增速就已回落至4%的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莫迪若要实现发达国家之梦，其核心任务就是要深刻变革印度现行发展模式，借鉴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已有步入正轨迹象的工业化进程

无论从国际环境、国内条件，还是从莫迪政府的指导思想看，当前印度推动工业化已具备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从国际环境看，新冠疫情导致的产品间断性断供，使一些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分散风险，提高“供应链弹性”，同时美国对华产业、科技的“脱钩”“断链”也让印度看到替代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绝佳机遇。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市场规模上对标中国的国家，印度被美西方寄予“替代中国”的厚望，莫迪政府还以此为“卖点”积极宣讲。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印驻外机构就曾试图以“增加供应链可靠性”为名，劝诱跨国企业“离华赴印”。在“四国机制”下，美日印澳也产生了“美国提供市场、日本提供产业解决方案、澳大利亚提供原材料、印度提供产能”的愿景。此外，印度与澳大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欧盟、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均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2022年4月，印度联合欧盟成立技术贸易委员会（TTC），旨在针对敏感领域、关键技术更好地协调双边立场；今年9月，印度还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谈判四大支柱领域中的三个，即供应链、绿色低碳、公平经济。这在贸易、技术、原材料供给等方面为印度推动本土工业化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国内也出现诸多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变化。从执政方针上看，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便提出“印度制造”，此后又接续推出“印度自力更生”、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等产业政策。莫迪政府已称得上是印度自1991年实施市场化改革以来推动制造业发展最积极的一届政府。从改革成效上看，莫迪政府不仅推出废钞令、商品服务税（GST）改革、破产清算流程改革等强化经济治理的举措，还在联邦和地方邦两个层面有力推动劳工、征地等历届政府长期难以突破的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从地方政治上看，印度多邦政治势力都开始在选战中主打“工业牌”，承诺发展制造业，达到创造就业、盘活资源、拉动本地经济的目的。各邦政府之间、邦内政党之间围绕制造业的竞争也达到全新高度。例如，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全印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就反复强调在邦内建设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特色产业集群，还创造性推出“一区一货”的特色产业倡议。该倡议在北方邦取得初步成功后，还被联邦政府采纳，成为全国性产业倡议。

在内外有利条件的加持下，印度一些产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手机制造业就是典型例证。2022年，印度不仅实现韩国三星、中国小米、OPPO、VIVO等在印度市场占据主流份额的智能手机的全部国产化组装，还开始大幅扩产对本地产业链、供应链配套要求极高的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专业调研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1%，达1.69亿部，整体市场收入突破380亿美元，同比增长27%。2021年，中国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的67.4%，而印度占比15.5%，位列全球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苹果、三星已开始加速自印度出口，推动2021年印度手机出口同比增长26%。

事实上，印度本土手机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已产生远超其本身经济意义的反响，不仅坚定了印度发展本土制造业的决心，还刺激印各级政府及企业向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更广阔的制造业领域复制拓展成功经验。

难以走出的“发展悖论”

然而，断言印度已就此走上工业化快车道还为时尚早。近年来，印度经济也暴露出诸多短板。

2014年莫迪提出“印度制造”时，制造业增加值占印度GDP比重是15.1%，但到2021年这一比重不仅没有靠近25%的预设目标，反而落到14.1%。同时，根据印度学者统计，2020年印度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创造的“正规部门就业数量”不到五万个，仅为上世纪80年代的1/4。在印度经济仍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制造业占GDP比重和GDP创造的正规岗位就业密度的双双下降表明，近年来印度制造业仍未能充分利用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有效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此外，尽管莫迪的制造业新政已产生一些积极效果，但其收益分配却极不平衡——信实集团、阿达尼集团等大财团成为莫迪新政的最大赢家，而中小企业则趋于边缘化。莫迪政府实施的废钞令、GST税改等改革，虽然有利于强化经济治理，但其清除灰色地带后反而大幅推高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利好规范经营程度较高的大企业。莫迪政府推行的降息、减税、补贴、国企私有化等经济刺激政策，虽旨在创造普惠性红利，但大财团凭借自身体量优势和紧密的政商纽带屡屡攫取超额收益，进一步挤占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虽然印度经济前景吸引了大笔国际热钱和国内社会资本投资，但大财团凭借稳定盈利预期和强大政治靠山吸走大部分融资，中小企业融资困局并未得到明显改变。

这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态势正是印度工业化面临的重大隐患。大财团享受超额政策优惠后，更倾向于发展钢铁、石化、能源、传媒等获利丰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努力避开利润薄弱且极易产生各种合规纠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虽已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赛道内，但却难以获得规模优势，而一旦这些企业做大，又会逃离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本质上看，印度之所以长期无法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部门，反而进一步固化扭曲的资源配置模式，正是因为这一悖论。

下一个全球地缘战略事件？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一个拥有十亿级人口规模但彻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从该角度看，印度工业化进程可能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事件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看，目前中国可能是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例如，中印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2021年12月，两国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同时，中国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走上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加快成长以巩固“东升西降”的全球力量对比。

然而，客观红利并不是全部。从印度国内政策看，莫迪政府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不断出台对华经贸示强措施，其核心目的在于尽力排除中国经济对它的影响，并试图打断中国在客观上获得印度崛起红利的路径。从全球地缘经济态势看，虽然印度目前远未实现工业化目标，但却试图标榜自身为“中国替代者”来呼应部分西方国家的排华经贸政策。一旦印度具备了一定“替代中国”的产业贸易能力，或将大幅增加部分西方国家的遏华底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看待有望成为“超大规模发达国家”的印度，不仅需要冷静谨慎的战术分析和挥洒写意的战略艺术，或许更需要从大国崛起的宏阔历史图景中汲取经验教训。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