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政治家的游戏，因为只有政治家们掌控着战争的阀门。尽管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太平，甚至因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特别是美国的加入，其关注度一度遮蔽了俄乌冲突。但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尽管中东地区确实存在演变为大规模战争的潜质，但远不及俄乌冲突更加危险，这里一直存在诱发超远混合战争的传统世界大战甚至核大战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这种可能性并未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乌政策的一时突然转向而降低。相反，美国与欧洲的分歧导致欧洲领导人战略自主的强化，使欧洲对俄罗斯的战争威胁还在逐渐升级。同时，随着形势不断变化，特朗普也开始调整其对俄罗斯的政策，开始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甚至有传闻他曾发出过对俄首都实施军事打击的威胁。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当战争威胁此起彼伏并导致国际形势异常紧张时，极易导致一种镜像认知的形成，即：战争不可避免；晚打不如早打。这种思维最终促使政治家们做出发动战争的决策。历史常常重演，且历史与现实和未来是贯通的。从历史中发现问题并观察比照当下，犹如一面明镜照亮现实与未来，即以史为鉴，洞察现实，把握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启示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自然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其中有一点则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当时欧洲地区主要国家领导人们对时局的判断导致战略思维的转变并依此做出的战略决策。20世纪最优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的英国学者詹姆斯·乔尔和戈登·马特尔在合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THE FIRST WORLD WAR）中就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产生了一种感觉，既然战争或迟或早地不可避免，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比如在俄国军队重新装备计划完成之前，或者在法国人实施了军队重组之前，或者在英国人与俄国人达成有效的海军协议之前。”这事实上就是形成了一种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晚打就不如早打的固化思维，只不过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这就使得德国的战争计划变得十分紧要。而奥匈帝国对德国的错误认知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和战争的到来。首先是维也纳作出了诉诸武力的决议，然后发生的“德国的具有侵略性的‘世界政策’与更富侵略性、更加不负责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巴尔干政策’的灾难性融合”。两者的结合更促进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政策取向带来了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就是如火如荼的全面军备竞赛，尽管它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困境，但依旧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必要牺牲。究其根本，是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导致军备竞赛形成的追求绝对安全心理，这种心理通常一旦开始便难以停下来，最终导致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好方式的认知形成。

历史告诉我们，国际形势紧张与军备竞赛是双胞胎或一个硬币的两面，即国际形势危机促使军备竞赛形成，而军备竞赛则是诱发战争的重要原因。一战前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就是这样，普遍反映出“国际形势的持续紧张和军备竞赛造成的巨大压力共同起作用形成了一种心态，人们反而认为战争是一种解脱。”这其实就是陷入了一种夸大战争作用的固化思维陷阱，从而彻底否定外交解决问题功效，更是无视战争残酷后果的错误认知。

尽管人们常常指责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们思维落伍、方法不当。一战后人们的反思中同样包括认为当时的外交家和外交本身过于“旧式”。而其实无论是“旧式”外交还是“新式”外交，其核心都应该是沟通与调和。而所谓的新与旧，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认知改变的。尽管外交不是万能的，但毕竟它是一种缓冲手段，应当扮演阻止战争的角色。然而，不幸的是，当外交被国内主战声音淹没时，也会显得无能为力。正如一战前，“英国和俄国外交官们和外交部的官员们经常对他们在各自国内频繁听到的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声音感到惊恐。”这也也是当时外交失去功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一旦外交官们和外交部门成为战争的鼓吹者，则情况显然更加危险。这意味着距离战争更加接近。

简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决策者认知的局限性、各种危机的叠加、对自身利益追求的判断、对他国支持与退却等导致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危机加深，最终诱发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的错误结论，从而选择了先发制人的战争。

当然，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关键还在于决策的掌控者。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关键政治领导人的价值观和对世界霸权目标的野心勃勃追求，才是发动战争的驱动力。历史已经证明，尽管他们貌似目标清晰，但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也充分反映出：目标的清晰性与结果的不可控性往往成为很多战争发动者不得不承担的后果。而更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2000万亡灵就是最好的佐证。

当下爆发大战的可怕历史映照

不可否认，当前国际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很多相像之处。首先是显性的局部武装冲突此起彼伏，而一些潜在的武装冲突也无处不在。尤其是俄乌冲突经历了接近三年半且毫无结束征兆的情况下，“恐俄症”带来的西方国家全面军费预算提高和军备竞赛已全面开启。同时，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似乎再次陷入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认知怪圈，战争威胁声音不绝于耳，且联盟意识和措施趋强，似乎让人们闻到了熟悉的配方和味道。

当地时间2025年7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对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法英两国将通过捍卫民主、法律和国际秩序来“拯救欧洲”。他说，英法2010年签署的军事合作协议15年来成功为两国防务合作提供了框架。而如今面临“核大国”“不确定的盟友关系”以及俄乌冲突等威胁，必须显著深化英法军事合作。马克龙还表示，他将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谈，双方将更详细地讨论升级军事合作，明确承诺今后几年将两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高至3.5%，并携手在北约内部建立一个坚实的“欧洲支柱”，共同推动新的联合项目，提升相关工业协同水平，打造一个更独立、更强大的欧洲防务体系。作为欧洲唯二的两国核大国，马克龙的这番说辞充分显示出法英两国要建立起一个基于核威慑体系下的军事联盟，从而应对俄罗斯。

同时，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坚定的反俄援乌国家，默茨担任德国总理后，在这个问题上比他的前任朔尔茨显得更加“激进”，不仅放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限制，还在其他领域加大了反俄力度，从而使得俄罗斯定性为“德国再次成为俄罗斯的敌人”。据俄新社2025年5月28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无论是向乌军提供远程导弹还是资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这种武器，都是令紧张局势加剧和支持战争的行为，德国直接卷入这场战争。另据《俄罗斯报》网站5月28日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德国的装备和专家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作战行动，因此德国实际上已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者，德国已再次成为俄罗斯的敌人。这种情况表明，英法德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已形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英法德的举措引发了俄罗斯的强力反应，尤其是英法德三国领导人的近期有关涉俄言论被俄罗斯解读为战争信号。据俄新社2025年7月11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东盟框架内的系列会议结束后告诉记者，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言论表明欧洲领导人意图跟俄交战。拉夫罗夫指出：“柏林、巴黎和伦敦近期的言行表明，这些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当下掌权的政客阶层已经忘记了历史教训，忘记了全人类从这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他强调，现今欧洲领导层正准备再度拉欧洲来对抗莫斯科，且不再局限于混合战争。“如果欧洲执意重蹈覆辙，这是可悲的。我们将在制定自身各种规划时对此予以充分考量”。

上述情况说明，面对严峻复杂的欧洲地区形势，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不是寻求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是相信军事威慑甚至战争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大幅提高军费和大规模扩军备战就成为必然选择。其中，“根据双方签署的《诺斯伍德宣言》，作为北约欧洲成员国中仅有的两个拥核国家，英法首次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任何威胁英国或法国核心利益的对手，都可能面临两国核力量的联合回应。两国还将成立英法核指导小组，由法国总统府和英国内阁办公室领导，负责协调双方在核威慑行动等方面的合作。”

令人不解的是，在当下核武器已发展到可以毁灭人类的情况下，纷纷以核打击为基础构建起的军事战略，显然是充满了对核恐惧的健忘，貌似理性，实则疯狂。集中表现为对核威慑的偏爱和核门槛的降低，超越了本应有的“威慑—恐惧—清醒”的思维结构。尽管深知核大战带来的结果是核毁灭，但依然希望通过核威慑来吓到对手，这是理性的表现。然而，一方不断地降低核门槛，就会导致另一方也会降低核门槛，这无疑会导致核战争的爆发几率增大，显然是一种疯狂。在这种理性的疯狂思维状态下，触发核按钮也将变得更加简单。尤其是当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危机时刻，至少动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会大大降低。这点从俄罗斯已调整核政策和加大战术核武器部署中即可嗅到一些味道。

此外，美国目前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会否发生彻底改变，同样是未来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变量。据路透社2025年7月10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说：“我们正在向北约运送武器，北约将百分之百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些武器先运往北约，然后北约提供这些武器（给乌克兰），而且北约将支付这些武器的费用。”？特朗普还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我认为我将在周一（14日）就俄罗斯问题发表一项重大声明”，但他拒绝进一步说明。同时，在英法主导的俄乌冲突后向乌克兰境内派驻“志愿联盟”问题上，美国原本的不支持和不参与态度也开始发生转变。据美联社2025年7月10日报道，准备在乌克兰停火后提供部队的国家同意在巴黎设立一个总部，以便在俄乌冲突结束后迅速部署。美国代表团10日首次出席了这些国家的会议。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使基思·凯洛格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在罗马举行的第四届乌克兰重建会议间隙进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也出席了会议，他们共同发起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显然，特朗普政府在俄乌问题上正在发生一系列微妙变化，到底会否引发最终从量变到质变现在还很难说。但一切或许都会体现在7月14日他所称的“重大声明”之中。

总之，无论是当下的国际形势，还是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针对俄乌冲突的思维和做法，都弥漫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同的味道。而美国是否依旧采取先隔岸观火再选择出击，同样有着历史的影子。

结语

历史、现实与未来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映照，构成一个流动的辩证统一体，在时间的纵轴上和事务的横轴上交织成人类存在的根本境遇。历史虽已死去，但其灵魂仍在，或可成为现实隐秘的基因，被历史惯性塑造而复活，直接影响未来。尽管作为个体，恰如海德格尔所言是“向死而生”，但对人类文明而言则应生生不息。面对当今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更应该反思历史教训并打破历史的镜像，而非被历史塑造再次重蹈历史悲剧的覆辙。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足以构建起对世界大战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对未来可能爆发核大战的恐惧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拥有核武器国家可以信马由缰，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需要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去维护。越是面对危局，越是应该牢记孙子的那句贯穿历史的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作者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环太国际战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