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美国的政治动荡迫使欧洲必须摆脱对美安全依赖，建立自主防卫机制，而德国候任总理默茨即将实施的举措，或将成为德国推动“欧洲安全整合”的契机。那么，德国有能力承担整合欧洲安全这一历史性使命吗？

“特朗普2.0”时代开始后，美国同俄罗斯开展“越顶外交”边缘化欧洲、施压北约成员国提升国防开支至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公开批评欧洲价值观等行为，终于让欧洲人认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及欧盟领导力量，德国在欧洲防务建设中必然要承担重要责任，然而各方更加关注的，是德国是否真的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也是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一大关键因素。虽然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推进安全政策“时代转折”，突破军事领域长期以来的“克制文化”，主动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但如果德国想要主导欧盟防务整合过程，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面临财政、军事资源等方面的障碍。

首先，德国虽然可以大幅提升国防开支，但难以承担欧盟因防务产生的共同债务。联盟党与社民党已在组阁谈判中达成共识，即德国国防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约440亿欧元）不受“债务刹车”限制，这为今后德国在国防、情报及网络安全领域的举债大开绿灯。然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经济连续两年陷入衰退，德俄能源脱钩也让德国陷入能源危机和工业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新政府的财政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通过“欧盟共同债务”筹措欧盟各国国防资金的方式，在多方反对下或难以实现。

其次，德国现有军事实力不足以担当欧洲防务建设的核心。德国具有莱茵金属、蒂森克虏伯、克劳斯-玛菲·威格曼等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技术先进的世界级军工企业，但它们如今正饱受政府军备采购机制复杂、国防研发资金不足、技术工人短缺、能源成本高昂等问题的困扰，难以迅速扩大规模、提升产能。为此，德国军工生产在中短期内弥补欧洲现有武器装备缺口仍存在较大困难，更遑论替代美国武器。此外，欧盟发展防务能力的“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协议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欧洲过于庞杂的武器系统数量（美国拥有30种主要武器系统，欧洲却有178种），提升欧盟武器互操作性，降低军工生产成本，但多年来无实质性进展。另外，德国军队的兵力严重不足。欧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独自防御俄罗斯需要新建50个旅，征募30万士兵和3400辆新坦克。但德国联邦国防军在立陶宛部署一个约有5000名士兵的作战旅，就已经是其可部署兵力的极限。

再次，德国与欧盟另一个“支柱”法国在欧盟防务上的分歧仍待解决，其中就包括“核保护伞”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洲需拥有独立的“核保护伞”，但德国自冷战以来一直与美国保持“核共享”。尽管默茨也表示需要与英法谈判，寻求发展独立于美国的欧洲核威慑可能性，但目前尚无进展。况且，法国的核弹头数量太少，难以对潜在对手形成有效威慑。此外，德方也担心，若对“核共享”持反对态度的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上台执政，法国为欧洲提供的核保护将陷入不确定性。

最后，欧盟内部在对乌援助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加大，但德国在欧盟内部的协调能力仍未恢复。欧盟各成员国在如何提升欧盟防务、是否继续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而美国新政府利用强大的舆论能力为欧洲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与主权主义力量背书，也给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公开反驳欧盟的底气。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面临多重内政困扰，且在联邦议会受极右翼选择党掣肘的情况下，德国能否恢复其在欧盟的主导能力犹未可知，欧盟仍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

总而言之，虽然欧洲各国期盼德国尽快“复位”，德国新一届政府也有让德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但受经济上面临困难、军事上能力有限、在欧盟内部影响力不足，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在推动欧盟安全整合的过程中将面临诸多困难。如何让德国克服这些困难，在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发挥独特的领导作用，将是德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