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欧盟所谓规范性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欧盟也为自己作为一支规范性力量而自豪。所谓规范性力量，就是通过一系列西式价值标准，如民主、人权、自由贸易、环境保护和社会规范等影响世界，欧盟在地区一体化等领域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也通过外交、贸易、对外援助等手段积极推广自身规范。可以说，规范性力量是支撑欧盟国际影响力的最重要支柱之一。但过去二十余年来，这一力量日趋下降，如今在内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更加式微，以致谈到欧盟的规范性力量时更像一个用词错误。

失败者形象凸显

长期以来，欧盟更长于民事行动而非像美国那样频繁使用军事力量，欧盟之所以能有效输出其规范体系，占据国际价值观领域的道义制高点和话语权，并不在于其规范的所谓普世性，而在于其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当下的欧盟已不再是一个应该效仿的成功榜样，很大程度上沦为一个应该尽力避免的教训。

经济上，欧盟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和当下乌克兰危机等重重冲击，经济发展陷入停滞，2024年欧元区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0.7%，作为欧元区核心的德国则是连续两年经济负增长。欧洲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成本危机持续，数字化和绿色转型难以为继，竞争力问题凸显，新一轮去工业化风险加剧。欧盟与美国的差距日益拉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一半，一些国家实际生活水平甚至还未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根据目前发展态势，看不到未来几年欧盟经济向好的迹象。

社会上，欧盟国家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现象严重，民众对未来生活充满悲观情绪。多项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人对本国政治精英失去信任，认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利益；对民主和所谓主流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不满成为普遍现象，对民主的不满意率超过满意率。这也是欧洲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2月23日，德国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结果显示，主流政党眼中的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得票率接近21%，创下历史记录。在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等国，所谓的极右翼政党都呈现大发展的趋势，背后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社会出了问题，欧洲所谓的主流价值体系也出了问题。

政治上，欧盟长期以来政局稳定，是他国的榜样，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动荡不稳形成鲜明对比。但近些年来，欧盟国家政治上的碎片化趋势持续发展，组阁困难、政府垮台、频繁选举成为常态，政局也不再稳定，甚至开始趋于动荡。德国之所以提前举行选举，就是因为执政三党分歧严重最终导致联合政府垮台。2024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结果是议席更为分散，极右和极左政党得票率上升，政府难以施政，马克龙的国内经济改革议程也无法推进。

外交上，欧盟也成为失败的象征。长期以来，欧盟对外输出民主、人权等价值体系，结果是屡尝苦果。2015年，叙利亚内战直接导致欧盟难民危机的爆发，因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而引发的新一轮难民危机后果更加严重，难民问题成为欧盟国家一个难以回避又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刺激了欧盟内部的族群对立、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发展和所谓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推动“颜色革命”也反噬到欧洲自身，如今，乌克兰已成为欧盟一个巨大的包袱。

内外政策暴露双重标准和虚伪性

欧盟近年来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充分暴露了其价值体系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进一步弱化了其价值体系的全球感召力。

在贸易问题上，欧盟自认为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和捍卫者，但事实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在潜滋暗长。2023年5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生效，实际上就是准备征收碳关税，即对输入欧盟但未能达到排放标准的钢铁、水泥等碳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这表面上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实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质疑和反对。近年来，欧盟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如《关键原材料法案》《外国补贴条例》《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国际采购工具》等，都具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欧盟2024年决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很多欧洲车企认为是保护主义行为。欧洲竞争力报告的作者，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也对欧盟内部的保护主义倾向表达了担忧，称欧洲“不能陷入对自己有害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种种为自由贸易设障、对外来投资筑墙的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其自身倡导的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经济价值观。

在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上，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将欧盟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遭到一些国际组织甚至是欧洲人自己的谴责。比如，德国政府在巴以冲突期间从未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军火，德外长贝尔伯克被指责并没有如自称的那样践行所谓“人权导向外交政策”，反而在加沙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曾说：“不管我去哪里，总是会受到双重标准的指责。”但他公开承认说：“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我们并非对所有问题都使用同一标准。”马克龙则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对我们失去了信任，其程度令我震惊。”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充满争议，比如在第三国建立收容中心等。

在所谓国际规则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欧盟鼓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指责称，欧盟只在需要贯彻自身利益时才宣扬“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规则只适用于他人，不适用于自己，且可以随意解释。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突然强调要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实际上它们并未真正做到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比如，欧洲国家参与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武力强行肢解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对于以色列不断蚕食巴勒斯坦人的领土，扩大定居点，欧盟也基本上视而不见。

缺乏足够强大的硬实力

所谓的规范性力量，归根结底基于足够强大的硬实力，包括科技、经济、金融、军事等。欧盟显然缺乏强大的军事能力，不过，在全球化兴盛的年代，欧盟虽然缺乏也不重视军事能力，但强大的制造业、高科技产品和体量巨大的单一市场、全球第二大货币欧元等硬实力仍然足以支撑欧盟所谓的规范性力量。然而在全球大变局的冲击下，欧盟的硬实力赤字开始凸显。

早在2016年，欧盟在发布其全球战略时就已承认，仅靠软实力是不够的，必须强化硬实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更深刻认识到其军事力量的欠缺。德国宣称面临时代转折，并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用于购买军备。近日，美国和俄罗斯直接谈判，撇开乌克兰和欧盟，更凸显欧盟在军事和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如果美国抛弃欧洲和跨大西洋联盟，改变支援乌克兰、遏制俄罗斯的政策，欧盟即使反对也无能无力，因为它无法仅靠自身力量支撑乌克兰。可以说，当下欧盟面临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缺乏的是国防工业和军队，所谓的规范性力量则毫无力量可言，所以欧盟高官声称，要“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

在经济发展和科技领域，欧盟已大幅落后于美国，从市值来看，美国最大的七家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英伟达、特斯拉的总市值是欧盟七家最大科技公司总市值的二十倍。过去十年来，美国主要科技企业的年均收入增长率是27%，而欧洲仅增长10%。欧洲的数字市场基本上为美国高科技企业所垄断，尽管欧盟和成员国的监管机构对这些美企实施了诸多罚款措施，但由于欧洲没有自己的替代性企业，这些措施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垄断性地位可谓毫无影响。欧盟绿色科技和绿色转型也遭多重挫折，被寄予厚望的电池企业北伏宣布破产，汽车产业在电动化转型中徘徊迷茫，面临彻底掉队的危险。欧盟仍有其产业和科技的底蕴，但无论在人工智能还是绿色科技等关键领域，都可能已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不再是世界各国的关注重点。

总而言之，欧盟传统硬实力优势如经济、科技和制造能力下降，传统硬实力弱项军事能力则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被凸显，如此，所谓的规范性力量也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欧盟要重振其所谓规范性力量可谓任重道远，需要调整和改变的有很多，但从目前看，并不乐观。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