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3日，德国大选落下帷幕，联盟党和社民党能否顺利组成“大联合政府”成为德国政坛的风向标。当下德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移民问题积重难返，又深受“特朗普冲击波”的外部影响，在此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德国寄望于以稳定著称的“大联合政府”力挽狂澜，但波谲云诡的内外形势将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大联合”已然不大

联盟党以28.5%的支持率成为第一大党，获得优先组阁权。鉴于联盟党有意组建两党政府并明确排除与德国选择党和左翼党联合执政的可能，由联盟党和社民党组建“黑红联盟”几乎成为唯一可行的组阁方式。

在历史的长河中，黑红两党支持率曾如日中天，一度高达90%，即便后来有所下滑，也基本维持在2/3左右。但从支持率和议席分布来看，本届“大联合政府”已不复往昔“大”的模样。联盟党虽如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支持率仅28.5%，不仅低于30%的“全民党”标志线，更创下该党历史第二差的成绩。社民党更遭遇世纪惨败，以16.5%支持率创下魏玛共和国以来最差成绩，跌至第三大党。两党支持率之和仅45%，远不足半数。尽管两党占据联邦议会总议席的52%，得以组建政府，但其领先优势已荡然无存，“大联合”名不符实。

新政府恐未必新

目前看，联盟党主席默茨有望出任德国新总理，执掌新一届德国政府，其将以70岁高龄创造德国总理就任时的最高年龄。尽管缺少政府层面的执政经验，但默茨作为基民盟的资深成员，曾长期在欧洲议会和德国联邦议会任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自2018年回归政坛以来，默茨频繁活跃在公众视野，2022年作为议会最大反对党党首深度参与政治决策，其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对民众而言并不陌生。

在政府的组成方面，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利斯、劳工部长胡贝图斯˙海尔、前卫生部长延斯·施潘、前联邦食品与农业部部长茱莉娅·克洛克纳及联盟党前主席阿明·拉舍特等一众政坛熟面孔有望在新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从政府的形式看，早在1966年黑红两党就开启了联合执政的篇章，默克尔时期也曾三次组建“大联合政府”，民众对这一政府模式已较为熟悉。在德国，无论是联邦州层面还是联邦政府层面，“大联合政府”都有过诸多实践。“稳”字当头是“大联合政府”的最大优势，也是其政策的最大特征。一系列理念主张往往是两党妥协的“最大公约数”，但也很难指望该政府破釜沉舟、推陈出新。

老问题将遇新风浪

“缩水”的“大联合政府”在德国政治经济困局下应运而生，然而，看似“老”的问题也在内部撕裂与外部压力的叠加作用下产生了新变化，给“大联合政府”带来空前的考验。

德国政治格局近年来不断受到边缘政党的冲击，尤其是以前东德地区为阵地的所谓“极端”政党，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本届选举中，曾经的边缘政党势力大增。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较上届翻番，达到20.8%，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前东德地区已沦为其“绝对势力范围”；左翼党也凭借8.8%的支持率重返议会。两党共占据216个议会席位，超过议会总席位的1/3，成为德国政坛中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少数”。这一情况使得新政府在推进改革，如调整债务刹车政策或设立国防基金时，极易受到这些边缘政党的掣肘，加大了政策推行的难度。

竞选期间，美国科技巨头马斯克公开支持选择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选择党候选人魏德尔会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呼吁德国拆除不与极右政党合作的“防火墙”，特朗普更在选后发文称“这是伟大的一天”。预示未来德欧美右翼势力极有可能强化联动，无疑将进一步增加“大联合政府”执政环境的复杂程度。

在经济领域，德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老生常谈，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过于依赖传统产业和进出口贸易等问题深入骨髓。近年来，在俄乌冲突、新兴产业崛起、移难民矛盾的步步紧逼下，德国经济陷入困境，自2003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当前，特朗普政府将关税大棒指向欧盟，德国汽车业作为经济支柱产业首当其冲。如何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减少官僚主义、提升创新活力的同时，应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成为“大联合政府”亟待解决的新难题。

在外交方面，德国曾经一度作为“领导者”，引领欧洲度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冲击波”。当下，特朗普在俄乌冲突硝烟弥漫下卷土重来，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将欧洲排除在俄乌冲突谈判桌之外的做法，引发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面对一个愈发咄咄逼人、自私自利的跨大西洋盟友，“大联合政府”若有意在欧盟内部发挥领导作用，将不得不“强欧”与“媚美”之间做出抉择，在“德国优先”与“欧洲利益”之间艰难取舍，这将极大考验新政府的外交智慧和执政能力。

当前，德国乃至欧洲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的德国政府肩负巨大的挑战。

（作者为现代院欧洲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