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2月17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召集下，德国总理朔尔茨、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波兰总理图斯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荷兰首相斯霍夫、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等欧洲领导人汇聚巴黎，紧急磋商乌克兰危机及欧洲安全。事实上，早在2024年6月举行的欧洲领导人巴黎峰会上，就围绕“欧洲安全的未来”展开激烈辩论。这场峰会恰逢俄乌冲突进入第三年、美国大选临近、北约内部裂痕隐现的多重节点，成为欧洲重新定义自身安全战略的分水岭。而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尘埃落定后，其与拜登南辕北辙全新安全理念和在欧洲方向的政策传递与推进，导致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因此，可以说，面对新问题与新挑战，欧洲领导人们的安全战略思维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并进行调整，从跨大西洋关系的谨慎调整，到加大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投入，再到对俄罗斯威胁的再确认，欧洲正站在历史转折点上。因此，这场峰会完全可视为不仅是对欧洲安全架构的重塑，更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欧洲安全秩序的反思。但最终反映出的既无法彻底摆脱冷战遗留的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无奈，又必须要在动荡的多极世界中找到自主定位。因此，欧洲安全格局的未来，也许会因此次会议而成为一个转折点。

一、从“美国保护伞”到“竞合博弈”的跨大西洋关系

冷战开始后，跨大西洋关系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撑。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在欧洲安全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军事联盟载体，在冷战时期有效抵御了苏联的威胁，即便冷战后依然是欧洲安全保障的基石。美国通过北约在欧洲部署军事力量，为欧洲国家提供安全承诺。而欧洲国家在享受安全庇护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配合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

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大幅转变，充分显示出美国不再将欧洲安全视为绝对优先事项，这让欧洲深感不安，甚至产生极大的焦虑感和危机感。集中表现在美国政府与俄罗斯在沙特商讨俄乌战争解决方案时，未充分与欧洲盟友进行协调，甚至将欧洲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使为支持乌克兰做出巨大付出的欧洲在解决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参与权受到严重挑战甚至侮辱。但特朗普的欧洲安全经济账单显示，2023年北约防务开支中，美国承担了北约70%的军费，而欧盟其他国家中仅不到一半达到北约要求的占GDP2%的基准线。这种失衡既加剧了美国因“成本控制”理念而产生的“吃亏感”，也暴露了欧洲维护自身安全的脆弱性。

此外，美欧之间的价值观似乎也出现了裂痕。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演讲，猛烈抨击欧洲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称其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欧洲国家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对于移民问题的疏于管理。但就本质而言，跨大西洋联盟的核心矛盾，在于双方对“威胁优先级别”的认知差异。美国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而欧洲则更关注俄乌冲突的直接威胁。这点从会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将乌克兰安全问题定位为“对于我们大陆集体安全而言，这是百年不遇的时刻”以及“现在是我们为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欧洲大陆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呼吁即可看出。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迫切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甚至认为俄乌战争的爆发乌克兰领导层也有责任时，英法德三国依旧表示要坚决继续支持乌克兰。而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视为是欧洲与美国在价值观上出现的分裂，也是“欧洲觉醒”再次迸发的表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此次欧洲领导人巴黎峰会的开始前和结束后，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沟通，充分反映出尽管欧洲存在着战略觉醒的意念，也意识到未来不能完全指望美国的“保护伞”，但欧洲安全仍无法远离美国，只是在有关欧洲安全问题上，彼此进入了一种竞合博弈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如何谨慎地维护跨大西洋关系才是关键。

二、“恐俄症”导致的地缘生存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战争

回溯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尽管欧洲对俄罗斯新的开疆拓土做法感到极度震惊并导致“恐俄症”开始发作，但仍试图通过《明斯克协议》维持对俄接触政策。然而，2022年2月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彻底打破了欧洲人的所有幻想，“恐俄症”愈发加重，并开始将俄罗斯大致定义为“欧洲安全的持久性威胁”。2022年8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就曾表示，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欧洲民众必须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还认为，俄罗斯的胜利将是布鲁塞尔的失败。至此，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欧盟不遗余力地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

事实上，欧洲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导致不仅在军事上发生了改变，更是在经济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变轨。这种变化体现军事上就是欧洲各国的军费增加，其中波兰军费占比升至GDP的4.2%，成为欧洲第一大军费增长国。而德国则放弃了二战后的“不向冲突地区出口武器”原则，向乌克兰提供除“金牛座”巡航导弹以外的众多重型武器。经济上欧盟对俄出台的11轮制裁措施覆盖能源、金融、科技领域，尽管自身承受巨额经济损失，仍在坚持。意识形态上，欧洲议会将俄罗斯列为“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彻底放弃“价值观中立”的幻想。

同时，在“恐俄症”的驱使下，欧洲东翼国家的安全焦虑体现的最为明显，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欧盟资助下建成“东翼防御链”，包括300公里智能边境墙、反无人机电磁脉冲阵列，以及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部署永久性欧盟战斗群。但俄罗斯则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并在一再发出的核威慑前提下，将华沙和柏林等纳入10分钟核打击圈。这种“相互脆弱性”迫使欧洲重新审视核威慑政策，甚至在一次欧洲领导人峰会上秘密讨论了“法德核共享计划”，尽管最终因东欧国家反对未对外公布。这些都标志着欧洲安全重心从“危机管理”转向“前沿威慑”。但也埋下欧洲国家的内部矛盾，集中体现在新老欧洲在应对俄罗斯问题上安全诉求与应对措施的分歧，即东欧国家要寻求“绝对安全”，而西欧国家则担忧过度刺激俄罗斯可能引发核风险。

而欧洲上述这种现象，如果用一种学术语言来概括，即欧洲正从“绥靖主义”向“威慑哲学”的范式转换。

三、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

此次欧洲领导人巴黎峰会后既未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联合声明，反映出欧洲领导人在美国对欧洲安全关注度下降后如何维护欧洲安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尤其是一些欧盟国家因未能参加此次巴黎会议则公开表达了不满。也就是说，此次峰会并不具有广泛的欧洲代表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会后讲话中声称英国要在未来欧洲安全中发挥领导者作用或担当起主要责任，这对于德法两国而言恐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无论从综合实力还是军事力量而言，英国都难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并担当此重任。尤其是斯塔默的讲话中，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之外，尤其是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现实威胁，以及即便俄乌战争结束后依旧是潜在威胁。这就导致未来的欧洲安全格局充满着复杂性和巨大变数。

首先，特朗普执政时代，欧洲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护自身安全。由于特朗普对欧政策的改变，相信欧洲领导人已意识到，未来的欧洲安全必须从美国主导的单极模式转向欧洲为主美国为辅的复合架构。也就是说，继续指望美国提供“保护伞”已不现实，因为美国希望欧洲为自己的安全付出更多，就是摆出一幅地主家也没余粮的架势，欧洲必须要更多地承担起自主防卫的责任。但完全指望欧洲自己显然也不现实。因此，英国首相斯塔默才会称：“美国不会离开北约，但我们欧洲人必须做得更多。”“美国的安全保障是有效阻止俄罗斯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唯一途径。”这也意味着未来“欧洲军”将会走向前台，与北约形成双轨并行的态势。

其次，欧洲安全架构复杂性或将导致欧洲内部的“多层化”。这一问题将集中反映在未来谁将是主导欧洲安全的核心层，谁将是维护欧洲传统安全的中坚层，谁又将是维护欧洲非传统安全的外围层。尽管英国雄心勃勃地想要扮演欧洲安全的领导者或作为主要责任担当者，但大概率英国只能徘徊在主导欧洲安全的核心层边缘，而真正的核心层将由法德两国为轴心并将联合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推进防务一体化，以此形成“欧洲军核心圈”。北约框架下的传统集体防御再加上欧洲军的复合体将成为维护欧洲传统安全的中坚层。由于拒绝主权让渡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可能依托北约和美国提供“定制化安全”，部分欧洲国家之间则必须要自主开展的网络战、太空侦察等新型安全合作，以此形成维护欧洲非传统安全和非传统作战的外围层。但这种安全构架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导致在维护欧洲安全上欧洲尤其是欧盟内部出现“安全等级制”，并因此而削弱集体行动能力。

再次，从目前欧洲的经济现状和可预见的未来看，能否支撑起欧洲的安全框架而导致欧洲安全格局的稳定是个重大问题。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北约成员国应将防务支出提升至GDP的5%。而北约32个成员国中，目前仅有23个国家刚刚达到了GDP的2%。要想达到特朗普要求的5%，对很多北约国家而言，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西班牙就首先出来对此发出反对声音。当地时间2025年2月13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在参加北约防长会时，就为该国2029年实现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进行辩护。罗夫莱斯排除了西班牙加快提高国防支出脚步和增高国防支出标准的可能性，坚持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这就充分反映出，欧洲国家的战略觉醒并不意味着能够独自承担起庞大的防务支出，并以此支撑起欧洲安全框架。因此，欧洲必须依旧屈从于美国，并与美国一起共同维护欧洲安全格局的稳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俄乌战争结束，俄罗斯依旧会被欧洲排除在欧洲安全架构之外，成为欧洲安全格局中的“隐形敌手”和防范对象。

结语

跨大西洋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对欧洲未来安全框架和安全格局的影响初显，未来仍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从而导致欧洲只能在撕裂与重构中寻找自主之路。未来，欧洲安全格局将呈现多元化和复杂的态势。欧洲无论怎样都难以摆脱美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和安全自保，只能继续在北约框架下努力加大自身防卫能力来寻求安全保障。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存在龃龉，但这种龃龉是西方内部尤其是美国在“美国优先”前提下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但基本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因此并不会动摇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特朗普不过是敦促欧洲能够在维护自身安全问题上更多做出贡献，以便能抽身将主要关注点聚焦于所谓的“印太”，毕竟“印太战略”是特朗普1.0时期制定推出的。因此，北约仍是欧洲安全的重要依托，欧洲国家不会也难以轻易放弃北约提供的集体防御机制，只不过要变北约单轨为北约+欧洲军的双轨。

总而言之，2025年欧洲领导人巴黎峰会更多反映出的是，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已意识到欧洲安全至少在特朗普2.0时代不再可能回到“美国保护伞下的舒适区”，因此必须快速集中对当前欧洲安全困境进行一次集中反思，以寻求破解之道。跨大西洋关系的调整、对俄罗斯态度的坚持、欧洲防卫力量的建设推进，以及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角色定位，都将深刻影响欧洲未来的安全格局的走向。而复合型多层次的欧洲安全架构将可能成为未来欧洲安全格局的总体形态。面对美国的战略重压，尽管欧洲人必须进行安全战略调整，但要想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和防卫自主，掌握安全事务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远非一朝一夕之事。这也许就是欧洲面临的最大无奈。

（作者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研究员，文章转自“环太国际战略”公众号）